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考察.ppt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考察 —以上海为例 王桂新 武俊奎 2010年10月30日，杭州 表1 控制变量描述 * * 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人口研究所 复旦大学 （1）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主要受“户籍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我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集中（形式）城市化”或“半城市化”。在这一城市化阶段，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只是实现了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还没有实现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本质城市化”。这样在同居一市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两大人口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这一社会距离，体现了农民工在所居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和他们的市民化、城市化水平。 考察和分析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是缩小这一社会距离、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及市民化水平的基础和前提，对建设和谐城市、推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2）研究视角 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可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考察 其市民化程度，看其市民化“达到了什么水平”；二是考察其与城市 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看其距离市民“还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曾根据第一种视角，以上海为例考察了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 水平，发现2006年上海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 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 较高水平（王桂新等，2008）。 本文将换一种视角，即根据第二种视角，从社会距离角度，以上 海为例考察和分析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及其主要影 响因素，探讨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社会距离的机制和途径。 从社会距离角度考察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又主要基于两个基本概念，即同群效应和社会资本。 群体的同质性：同群效应（peer effect） 同一群体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会影响彼此的决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从众心理使得群体内部成员更倾向于选择趋近群体内大部分人的选择。 个体的异质性：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Putnam，1993）。 （3）研究方法与数据 研究方法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量分析主要采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 基本模型 数据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2006年9月上海 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社会调查 数据，本次调查中所指的农民工是上海市户籍人口以外的外来农村人 口，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调查1人。本次调查对象是15岁以上的 本地居民和农民工。对本地人调查的有效问卷为667份，农民工调查 有效问卷为1026份。 （1）社会距离的内涵 塔尔德（G.Tarde，1921）使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来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 齐美尔（G.Simmel，1964）认为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 维拉德（Willard C.Poole，1927）将社会距离细分为主观个体距离与客观个体距离及主观社会距离与客观社会距离。 帕克（Robert E. Park，1950）认为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即社会距离。 马歇尔（Marshall，1998）认为社会距离是刻画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抽象概念。 1、已有研究评述 种族差异观：将社会距离的测度等同于种族差异的测度（Bogardus，1947；Jargowsky，1996；Johnson and Marini，1998；Jones，1991；Portes，1984；Rosenbaum，1992；Verkuyten and Kinket，2000；Warner and Dennis，1970）。 文化差异观：文化或者宗教信仰的差异造成了一些隔离或者对立（Gullahorn and Loomis，1963；Logan et al.，2002）。 年龄差异观：年龄差异是产生人与人之间社会距离的主要原因（Fisher，1982；Hipp Perrin，2009）。 （2）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 社会地位观：无形的社会身份、政治地位、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形成群体之间相互保持距离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Wendell Bell and Robert V. Robinson，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