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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公共安全领域的挑战与对策
来自公共安全领域的挑战与对策
——以食品安全为例 玉立群
公共安全是人们在生活中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
近年来,从名牌服饰印染残留超标到毒大米、激素鸡、瘦肉精,从“海沙事件”到高铁事故,从“新疆巴楚暴徒袭杀警察”到网络黑客无孔不入,公共安全成为了屡屡挑动国人神经的敏感话题。
公共安全的内涵十分丰富,既要防止各种产业事故,也要避免日常生活的灾害,还要免除各种自然灾害。公共安全既以物质世界的形态存在,也以精神世界的形态存在。本文以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探寻公共安全领域的挑战、成因与对策。
2013年4月,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国产奶粉质量优于进口奶粉,且价格只有进口的一半。此消息一出,网友纷纷吐槽。有人说,除非官员的孩子都喝国产奶粉,我就相信这个调查结果;也有人说,除非那些问题奶粉厂商都被罚得倾家荡产,我才相信这个调查的公信力。从网友的回应看,至少反映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公众对食品安全忧心忡忡,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到公众无法容忍的地步;二是公众对不良食品供应商和经营商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三是公众缺乏科学标准,但又不相信政府标准,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深表怀疑。
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如此严重而又广泛呢?
l.食品生产经营分散和落后的产业发展方式,使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根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统计,我国登记注册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有44.8万余家,其中10人以下的小作坊、小工厂占80%。登记注册食品经营单位有323万家,餐饮服务单位210万家,种植养殖环节依靠的还是2亿多的分散农户。
2.经营者素质不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部分食品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唯利是图,不注重食品质量;有的食品经营者在进货时只考虑价格,很少注意商品的商标、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及合格证等;而有些消费者在消费时,受个人收入低等因素的制约,首先考虑的也是价格,忽视产品的内在品质,即便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大多数人也是吃出问题不维权。
3.监管部门职能分散,协调难度大。目前,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管理的部门有15个,包括卫生、工商、农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商务、出入境检验检疫、质监、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保部、粮食局等。然而,由于我国采取分段监管和品种监管相结合的模式,造成监管边界不清、监管重复和空白并存等问题。以违法使用添加剂生产豆芽为例,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归农业部管;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归工商部门管;按照《食品卫生法》,归卫生部门管;按照《食品安全法》,归质监部门管。但在实际工作中,农业部门认为,是一般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问题,应该归质监部门管,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应该归工商部门;质监和工商部门认为,豆芽是豆子发的,是农产品,应该归农业部门。
4.违法成本过低导致一些食品生产企业以身试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罚款上限是“货值金额十倍以下罚款”或“十万元以下罚款”。由于罚款不能伤筋动骨,一些违法企业即便被吊销许可证,也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某市进行食品安全整顿,共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15114件,罚款4057万元。据此计算,每起案件的罚款平均仅为2684元,这对违法企业而言,只是隔靴搔痒。例如,“三聚氰胺事件”首发于三鹿,包括蒙牛、伊利在内,乳业几乎全行业失陷。三鹿垮台,但其他乳业公司却完好无损。之后,侥幸逃过一劫的蒙牛又爆发了过期奶、黄曲霉毒素等食品安全事件。这些企业到现在为止,不还是知名企业吗?
5.腐败和官员任用体制缺乏民主监督,导致食品监管执行不力。在监管层面,生产落后、管理人员不足都不是主要原因,甚至体制、法律法规及标准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出在执行环节上,如在双汇“瘦肉精事件”中,监管双汇火腿的有18道检验程序。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被买通,监而不管,是病症所在。执行不力,官员及工作人员做事拖拉、不负责任,甚至腐败才是根本原因。
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官员对于食品监管的责任心不强呢?其根本原因在于,给予失职官员的处罚太轻。曾经因为“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一轮官员问责风暴,但事隔几年,问题官员东山再起,甚至平步青云。据媒体报道,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后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的身份复出;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被处分后,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行政级别为正厅级,较其在质检总局时升了半级——不降反升;2009年3月,河北省纪委决定给予该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记过的行政处分,但早在2008年11月,涉及“三鹿事件”的刘大群就已从河北农业厅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后当选为邢台市市长……中国官员如此轻佻的任用体制以及处罚不力,公共安全问题与官员的仕途关系不大,监管部门又有什么理由来管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我们不禁又要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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