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优劣论之我见~~~.doc

唐宋诗优劣论之我见　 　　看过一些古今文学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我以为，要论唐宋诗的优劣，这实在是一个缘于人的个性志趣与人生经历的不同，而永远无法达成共识的话题。或许，一句“早喜唐音，晚喜宋调”是最好的概括。 　　对于我而言，我是较为推崇唐诗的。毛泽东说过“不懂形象思维，味同嚼蜡”，鲁迅评得更绝：“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虽然这两句评论有些偏激，不免失之偏颇，但确实也提出了宋诗存在的某种不足。一种很客观的评价就是“唐诗重情韵，宋诗重理趣”，既然宋诗以理见长，那么就无法避免与理性相随的刻板与严肃。反观唐诗，因为注重情致，所以显得富于想象，风情万种。 　　如果把唐诗和宋诗拟人化，我们的确会深刻地感觉到，唐诗就是个青春浪漫的少女，而宋诗无疑就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李白有一首七言《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诗中，李白把酒问月，是生动有趣的拟人手法。而一句“月行却与人相随”，想象月亮跟着自己在走，何等浪漫与骄傲。又借用神话玉兔捣药，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其中还不乏深沉的人生感悟，“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写出了韶华流逝与人生苦短的遗憾，继而引出对酒当歌的潇洒。 　　诗仙的整首诗洋溢着浪漫的情致，然而一到宋人那里就不行了。梅尧臣《读问月》:“我读太白问月诗，乃知白也心太痴。明月在上尔在下，月行岂独君相随。白兔捣药亦何疗，嫦娥孤栖欲嫁谁。古人今人被磨灭，休问有来都几时。唯有长照金樽里，此言万世不可移。但能自醉月自落，夜夜如此谁复疑。”梅尧臣确也是位大诗人，不过他对李白诗的观感，却有大煞风景之嫌。太白把酒问月的天真浪漫，到梅公那里成了“心太痴”，君岂不知人的情感是不能以理规之的？下面一句“明月在上尔在下，月行岂独君相随”，不仅否定了想象的多彩，更打击了那份美丽的骄傲。明月虽然是人人共有，但苏东坡也说了“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说月亮跟我走，又有何不可？诗仙的多情与骄傲使他的诗个性鲜明，情感激越，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与“月随人行”类似的是“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种骄傲的比拟在李白的诗中随处可见，已成为一种特色。梅尧臣如此否定，实在不妥。虽然很理性，但这种理性附带了太多的刻板，结果削了情致，折了浪漫，打了骄傲。 　　作这样的分析，有时会引发一个不算恰当的联想，但还是有那么点意思：外国诗人狄金森的一首小诗《篱笆那边》，天真的小女孩想摘篱笆外的草莓，可又担心上帝怪她弄脏了围裙。上帝代表了规劝人的正统力量，而女孩象征追求美好事物的人。我私下以为，很多时候，唐诗就是那女孩，而宋诗就是上帝。 　 另外，我认为可能受时代政治背景的影响，唐人与宋人在诗中，看待事物的角度、眼光也有区别。比如同是《咏柳》吧，唐贺知章与宋曾巩笔下的柳树截然不同。贺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此诗借柳树歌咏春风，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赞美她裁出了春天。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拟人和比喻新奇贴切，语意温柔。再看曾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此诗拟人也运用得相当好，柳絮飞花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使人看到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形象，但视角却不如贺诗那样随和，语言也没有前者温柔。同样的细柳翩翩，唐人看到了它与春天的美丽，宋人看到的却是飘舞的猖狂。批判性太强，不够随和，就像与人相处，总是看着别人的缺点，而忽视优点。不得不说大唐气象，培养了诗人的个性品质。 　　 宋诗往往充斥着理性，比之唐诗缺乏情致。而唐诗往往洋溢着浪漫，比之宋诗有的也并不缺乏哲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与苏轼的《题西林壁》都是哲理深刻的诗，但个人经历和时代生活的不同，造就了两首诗气派上的差异。王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篇即有一种大气派，无需多说。后面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富含哲理，站得高看得远。同时体现了一种“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时代风韵和个人气质”。苏诗也充满理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面对一个复杂事物时，人往往会被迷惑，结果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因而需要我们用宏观的眼光来作观察。纵观之，两首诗都有理趣，但王诗理趣之外，不乏情感与大气魄。我认为这是王诗优于苏诗的地方。王之涣是把理趣铺展在山河之间，显得优美又大气；苏轼则是把理趣绣在锦帕之上，精美却缺乏气魄。这是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之别，君可自度之。 　　宋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平淡。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