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补充换文-Gelora45.PDF

关于《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的补充换文 朱毅 26 日夜晚10 时30 分，海风吹散了酷暑，气温已凉爽，我正准备就寝，传达同志来报， 肖玉灿和蔡锡胤来访，想先见我。 1953 年 8 月，雅加达举办国际博览会，我国外贸部属下的国际贸易促进会组织了一个大 型的展览团前来参加。我任该团的副秘书长，负责公关联络工作，借此机会了解华裔华侨情况， 以便研究国外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在此期间，我认识了肖玉灿，彼此都是侨生，很谈得 来，感情相通，交上了朋友。我本已打算明天去拜访他，因为双重国籍条约签订后，印尼媒体 报刊大都进行了报道，但是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最大的政治性群众团体——印尼国籍 协商会属下的《东星报》和印尼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却不见报道。沉默显然就是对条约内容 有保留意见。没有他们的同意，条约无法实施，这是个大问题，应当倾听他们的意见。 他们深夜来访，想必就是为此而来。我找了一位翻译一起出去，热情地将他们迎进会客室。 互致友情后，就切入主题。我诚挚坦诚地表示，我们对华裔的情况了解不够，请他们原谅。我 们非常愿意倾听他们对条约的意见，希望能畅所欲言。他们相视面笑，然后由肖玉灿开门见山 地说明，《东星报》没有报道在万隆签订的双重国籍条约是由于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想同我 们商量一下。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尼政府签订条约，解决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应该的，也是对 的。问题是，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人是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并不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 华人在这里已是世代相传，为印尼的生产发展和抗日抗荷、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华人和印尼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并肩斗争，早已打成一片，成为印尼的少数民族，这 也早为印尼多数党派和广大人民所认同。1945 年8 月17 日，印尼宣布独立后，在几届政府中 曾对印尼的国籍法问题进行过三次大的辩论。1946 年，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就曾 对外国后裔居民的国籍问题进行了第一次大辩论，焦点是华人的国籍问题。当时社会党的陈粦 如和我代表广大华人争取理应维护的生存权益，坚决支持以出生地主义为依据的被动制。按被 动制规定，凡是在印尼出生又在印尼定居的华人都是印尼公民，除非他们拒绝印尼国籍。另一 种观点是印尼民族党的苏纳里约鼓吹的，对华人的国籍问题应当采取主动制，即凡是在印尼出 生的华人，都必须主动申请加入印尼国籍，同时声明不再愿意成为中国公民。这样将会给想加 入印尼籍者增加人为的障碍。常务委员会辩论的结果，大多数委员赞同被动制。于是就颁布了 以被动制为依据的1946 年国籍法。凡是外国后裔居民（华裔、阿拉伯裔及欧裔）都可以在 1947 年年底之前拒绝印尼国籍。凡是不拒绝者，都自动成为印尼公民。 1949 年，这场辩论又在海牙圆桌会议上重演。然而，支持被动制一派更加壮大，因此， 圆桌会议协议终于批准以被动制为依据的国籍法。只是，拒绝印尼国籍的截止日期延长至1951 年12 月27 日。 由于独立以来，在右翼种族主义煽动下，发生过几次局部地区的排华事件，1951 年苏基 曼政府时期许多华人遭到拘留的创伤，因而有些中上层华人担心成为印尼公民也得不到保护， 还难回中国定居。因此，在 1951 年年底截止日期前，竟然有三十多万华人拒绝了印尼国籍。 1 他们大多数都是新客华人，然而绝大多数在印尼出生的，没有拒绝印尼国籍的，在法律上都已 自动成为印尼公民。 印尼国籍法经历两次辩论，本已批准生效，广大华裔及外国后裔的印尼籍民身份本解决定 案，但是 1953 年种族主义思潮又抬头，阿里内阁初期，新的“原住民”工商阶层想抢夺华人 的经济阵地，要求政府撤销修改原有的国籍法，实现其排外性的意图。由于由阿里内阁的外交 部长苏纳里约抛出新的国籍法草案，其要点是要定居三代的外国人后裔居民，才能获准申请印 尼国籍，还得有证件，证明其父母出生在印尼，且连续十年在印尼定居，这就显然是蓄意刁难。 由于战乱、动荡以及政府没有很好的登记和档案管理制度，大多数华人居民没有所需的证件， 因而，该法案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我们作为华人的国会议员，坚决反对该法案，同时强 烈要求撤销置华人于死地的各种经济条例。这一法案虽尚未通过，但这一动向已引起外国人后 裔、主要是广大华裔的忧虑。为了维护华人正当的生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