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中“性灵”诗派.doc

诗说中“性灵”诗派 清代乾隆前期的诗坛上,表面上看去,轰轰烈烈,实际上并不太景气,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沈得潜的“格调派”正在执着牛耳,他们大倡封建教化主义和拟古形式主义,严重束缚着诗人的手脚,力图与其分庭抗礼的厉鹗等浙派诗人,虽小有成绩,但故意走宋人冷径,也未脱形式主义藩篱。另外,前期王渔洋所倡闲远清淡的“神韵派”至此已趋于末流,作品多半吞半吐、徒具浮响;后来翁方纲正式代表的“肌理派”也渐露端倪,动辄填书塞典,自矜淹博……。这时一个新的流派——袁枚的“性灵派”崛起诗坛,别开格局,象在噪声不断的音乐会上奏起一支清丽的乐曲,虽不能说震聋发聩,但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江南北靡然之”。 “性灵派”的首倡者是袁枚,其余多为他的男女门生弟子。名诗人中与他们呼应的还有赵翼、蒋士铨等,但观点不尽一致。 “性灵说”在艺术表现上强调诗的形象必须个性突出,坚决反对摹拟抄袭前人之作。提出三个要求,即“真”、“鲜”、“活”;“味欲其鲜,趣欲其真”,因为只有真切、新鲜的形象才能表达出真挚独特的诗情。但并不刻意搜求怪异珍奇的材料,而主张就用平日习见的“夕阳芳草寻常物”入诗,关键要懂得灵活地运用它们。 “性灵派”非常重视创作过程中的灵感现象,认为“兴会所至,易于成篇”但同时并不忽略、排斥平时的学问修养和创作中的人工努力:“万卷山积,一篇吟成”、“人工不竭,天巧不传”。因此提出凡一题到手,大多数时侯要惨淡经营,而后趁灵感爆发的瞬间,“具来笔落如风雨”,一气呵成。成篇之后还要“勇改”“知一重非,进一重境”地锤炼。这是诗人的甘苦之言,也是对创作的要求。当然也承认“亦有生金,一铸而定”即有时乘兴写出后就“断不可改”了。正因为如此,“性灵说”中既有不假学问和功夫而性情活脱的佳作,也有锻炼精深、斤两颇重的力作。袁枚的七绝和五古中的有些作品可以代表前者;他的七律则可以代表后者,如《咏枝》中的“年来孤往常无路,海内相扶尚有君”;《咏钱》中的“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等。都很见功力。 此外,“性灵说”在艺术风格美上提倡多样化,不象明清诗坛许多流派那样树立门户,拘守一己偏好而互相排诋。如袁枚对王渔洋的“神韵”主张虽不奉为山斗,但认为也可以作为诗中的“一格”;对沈德潜力倡的“温柔敦厚”作为诗教,他当然痛斥,但有时将其视为含蓄委婉的风格看,也就允许其成为诗之“一端”。总之,他们主张在艺术美上,“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谓第一,第二也”。当然,从他们成熟作品看,实际上主要风格,是偏重于清新自然之美。 此外,袁枚广收女弟子,培养其吟诗作赋,这在封建社会,无疑是一种反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亦是对才女们创作潜力的爱惜与尊重,使许多女诗人的才能得以发挥,并进而形成闺秀竟相作诗的文化氛围。自然繁荣了清诗创作,壮大了诗人队伍,为清诗史增添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