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本深感失望的一次对华借款.doc

让日本深感“失望”的对华借款段祺瑞接受西原借款是卖国吗？ 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对日“西原借款”，后世多以此指摘其卖国。但鲜为人知的是：1、该款于民国外债中条件最优，日方主持者曾蒙卖国之讥；2、段氏出于民族情绪，自始即不打算还款。 西原借款是民国以来中国对外借债条件最优厚的一次 日方借款，其经济目的，在于“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 西原借款是日本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名义，于1917至1918年间秘密或半公开8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些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山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 该项借款，就北洋政府而言，实乃维系中央政权之必需。自辛亥革命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始，民国中央政权之维系，即始终不能脱离外债的支援。远者，如孙文南京临时政府无力供养“革命军队”，袁世凯接盘后，亦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该项借款，虽被后世指责为“卖国”，但就当日情势而论，无此项借款，民国即无从诞生，南北势必碎裂。西原借款之情势，与之大同小异。段祺瑞政府上台之前，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为支持洪宪帝制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实已濒临崩溃；各省应解之款，则全为督军扣留；旧国内公债尚未整理，政府信用丧尽，新公债无人认购；借外债，又受五国银行团约束，缓不济急，且债信不好，不易磋商。 就日方而言，该项借款之促成，与日本民间学者西原龟三关系极大。西原素以知华闻名，而以亲华为其一贯政治立场。1916年西原第一次访华，其感受是：“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据闻比利时的在华投资已达八亿以上，而我国尚不满五千万元(东三省除外)。以目前之现状观之，日本之所谓在华经济势力，实尚未达最起码之条件”；“就目前的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先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至于如何打下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西原氏的提议是：“日本之财力远不如欧美各国雄厚，以此薄弱之财力，与欧美各国角逐，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若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之在华经济势力当可自然发展，以至百世不衰。”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借款，帮助中国整顿即将崩溃的金融、财政体系，改革中国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使中国国民开发其国土，享受其实惠，同时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谋求自给自足之道，经济上、国防上如胶似漆地结盟”。此策实不过效仿英人投资北美之故智。当然，日本投资中国并获得回报，放在今天看来，这是国与国经济投资往来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放在当时帝国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下，问题并非如此单纯。西原龟二希望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更在交通银行所在地开始上述业务的同时，以保护资金为名，由我国派遣宪兵驻守，实属顺理成章，中国方面亦将无法拒绝。上述步骤既可实现日中货币之并用流通：又可扶植我国在华之经济势力，实为捷便之途径。”由此可见，寺内内阁企图通过西原借款，不仅要通过资金，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日方借款，其政治目的，在于主动示好，“以求改善中日关系” 上述系日方提供西原借款时在经济层面的考虑，此外尚有政治层面的目的，即改善当时中日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寺内内阁前任大隈内阁惯于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等手段对待中国，招致中国民众对日相当反感，尤其是在二十一条之后，中国民间对日恶感陡增，尤其是中国上层人士，对日恶感尤甚，连亲日派人物曹汝霖、张作霖等，莫不对日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和警惕。西原氏访华期间，对此深有体会。曹汝霖在借款商谈过程中，曾“突然改变声色”，质问西原氏： “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 曹汝霖。谈判时曹曾质问西原：“日本想吞并东三省吧？” 西原氏当时感觉“曹氏的话好象不是说出的，而是喷出的。”不由感叹道：“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那些不义行为，究竟是怎样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刺伤了他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对日本的猜疑心。及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张勋曾竭力反对中日合作，认为“中国与日本合作，犹如与虎同眠。目前日本虽然戴着一个假面具，但不久就会无疑抛除假面，露出它那豺狼的本性。”西原氏亦不得不承认：“从张勋本人的立场及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基于上述目的，西原借款所开具的条件相当优厚 因西原氏与寺内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有上述转变之考虑，故而与民国时期历届“革命”抑或“反动”政府所借外债相比，西原借款所开具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