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与皇权间那场波谲云诡的权术之争-公务员理论与实践论文.doc

　论曾国藩与皇权之间那一场波谲云诡的权术之争 引言 罗 尔纲曾指出，19世纪中期，“在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两个阵营斗争里面，湘军隐然成为第三个势力”。当曾国藩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时候，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正如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曾国藩以父丧为名，委军奔丧，奏请守制终身。咸丰帝未解其意，不准其奏。曾国藩乃上奏直陈苦衷，声称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明确提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他公开向清廷摊牌，职位不高无实权，咸丰帝这才弄清了他的用心。咸丰下谕“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不但不给他督抚之位，还夺了他已有之权。曾国藩只好坐镇湘乡，遥控局面，并让其部众造言：“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绝不服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度。曾国藩居家守制一年零四个月，复出之后，让胡林翼主要出席与清廷的抗争。在这方面，胡林翼确实技高一筹。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胡林翼抓住这一时机，大造舆论：“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他又设法利用郭嵩焘等人打通肃顺的关节，终于达到目的。曾国藩掌握两江权柄后，胡林翼曾写信对他说：“大局安危，只看丈是否放手放胆而已……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还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不包揽把持，任人作主，则兵不能择，饷不能节，却又必乏财矣。” 这是选自曾国藩集团与清廷周旋政治纠葛中的一件事，在曾国藩带领自己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时，侍郎的陈旧乌纱帽仍然戴在曾国藩头上，当然，曾国藩对“客寄虚悬”的处境极为不满，揣测大概他如是想：我做得很多，为什么却还是处在较低的官位。受到朝廷的排挤，面对多疑的咸丰，表面温驯谦恭，内心却也是愤懑不甘，一来上奏诉苦，二来，从“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意思是这样的官位没有什么实权，倒也不如地方的提镇能揽到地方实权。咸丰帝看到这样的摊牌，如果是在与太平天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看到如此言论，想必也会仔细斟酌，稍加安慰，来维持曾国藩为将的湘军继续为清廷出力镇压。但是这时也恰太平天国内讧刚过，力量削弱，咸丰帝认为暂时不要曾国藩亦不足为虑，顺水推舟，下谕“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曾国藩真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但没有要到地方政权，而且还丢了现有之位。这件事也算是警醒曾国藩，耐不住性子的牢骚往往讨不到任何好处，尤其是在双方都明白的暗斗之中，名义之上的君君臣臣和谦卑是必须要做足的。因此，他吸取教训，退居二线， 操纵集团其他成员跳到台前为本集团谋取权位。这时候，以胡林翼为代表的集团要士，便毅然维护曾国藩集团的利益，同时，在曾守制末声，曾国藩集团也极力鼓吹曾军之于湘军是何等重要，而希冀朝廷返回曾国藩的权益。此时纠葛中，朝廷也不能完全打压曾国藩，因为湘军在这样的时刻之于清廷更是十分重要的庇护体，因此打压曾国藩不异于自毁，清廷还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那么，曾国藩在此类的政治周旋中到底如何以自保而发展到尚可与清廷对峙的强大集团？我觉得有三点是曾国藩能担任集团首脑是很智慧的地方，也是他能与清廷抗衡的关键的部分。 一、巩固自己，以作争权夺利之本。曾国藩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维系集团内部的团结。其主要头目几乎都是同乡、同窗、师生及亲朋故旧，兄弟戚族同任头目的现象也很普遍，比如其弟曾国荃，幕僚赵烈文，恭亲王奕等。各姓之间又往往以联姻或其他方式建立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曾国藩集团各首脑头目之间彼此瓜连藤绕，沾亲带故，一人有急，往往倾巢出动，伸手相援，大有生死同之、荣辱与共的气概。集团门户的牢固，使朝廷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一场场政治风暴最终化险为夷。“钱”与“权是凝结成“网”的内在动力 　“钱”与“权是凝结成“网”的内在动力，曾国藩利用人“网”住权和益，发展自我，为以后与清廷的抗争积累实力和资本。  二、抑人扬己，大造“舍我其谁”的舆论。清廷与一般官吏的腐朽无能，为人所共知。曾国藩等人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贬人的目的在于扬己。在自我吹嘘上，曾国藩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如胡林翼吹嘘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曾国藩则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俞樾对曾国藩更是竭力吹捧，说他兼有诸葛亮、陆敬舆、范希文、司马光之长而无其短。这个借助舆论的手段胜于朝廷甚是高明，一方面，舆论鼓动中，自然上闻朝廷，可以在日常事务亦或关键事件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取得某件事情的决判权时，也就是得到了“权”，得到了“权”，还有什么得不到呢，再为该集团名利之丰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