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doc

见义勇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轻生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我累了，想跳到黄浦江里游个泳。”2012年3月19日晚，吴福佳站在南浦大桥上，拨通了好友倪寅斌的电话，那时，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出了大桥的围栏。　　 那一天下午，吴福佳刚刚接到了任职企业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尽早过来结算工资，以后不用再上班了。对于吴福佳而言，这已经是第四次因见义勇为耽误工作，而被辞退的经历了。　　 “接完电话后，我的心情十分抑郁。当天晚上，我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喝酒，他们和我一样，也有过见义勇为的经历。席间，谈到我因见义勇为而屡次受伤，及被用人单位辞退的事情，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后来，朋友陆续散了，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浦大桥上，忽然有了想跳下去的念头。”说起不久前的轻生之举，吴福佳显得有些尴尬。　　 作为吴福佳的朋友，《上海日报》记者倪寅斌对小吴见义勇为的事迹一直有所关注。当天晚上接到小吴的电话后，焦急中的倪寅斌一面在电话中对小吴进行劝导，让其放弃轻生念头，千万别做傻事；一面火速赶往小吴当时所在的南浦大桥，把徘徊在桥栏之间的小吴抬上一同前来的警车，并将其送到派出所对其进行思想开导。　　 小吴曾一再表示：“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做好事的人得不到好报？”　　　　伤疤　　　　 在小吴的脖子上，四道刀疤呈红色凸起状，显得格外醒目，格外刺眼。而这些伤疤，让吴福佳在感情上也一直颇为不顺，不止一位女友在分手时表示，由于伤疤的原因，导致自己的父母无法接受小吴。“我曾带着自己的见义勇为证书，到一位女友家里去向她的父母解释，但在她父母看来，知道我见义勇为的人毕竟是少数，又不能每看见一个人，就上去解释一番，很多不知情的人，仍会对这些伤疤产生不好的联想。”吴福佳似乎不太愿意提及自己的失恋经历，但同时，又很希望通过媒体，将他受伤的真实原因广而告之。　　 在吴福佳的记忆中，第一次受伤是在2008年底。那一次，小吴在中山北路与曹杨路的交界处，看到三男一女正在对一位路人行窃，一贯见义勇为的他在发现情况后，马上出面制止，随后受到了其中两名男子的攻击。　　 “在整个厮打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他们手里夹着刀片。只是感觉脖子被抓了一下，有点火辣辣的疼。大概两分钟后，警察闻讯赶到，制伏了攻击我的两名男子，其他一男一女不知什么时候逃掉了。在小偷被押上警车后，一位老奶奶跑到我面前，用手里的纸巾捂住了我的脖子，我才知道自己流血了。”在讲述自己的受伤经历时，小吴显得并不十分在意，就在那一次，他的脖子左侧率先留下了两道长度分别为6厘米和3厘米的刀疤。　　 那一次警察同志对他的伤势十分关心，没有来得及安排他做笔录，就先将其送到了附近的纺织医院，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警察垫付的。　　 2010年，吴福佳在位于中山北路乐购光新店附近的又一次见义勇为行为，为他带来了第二次受伤的记忆。扭打过程中，小偷手里的弹簧刀在他脖子的右侧留下了一条长达9厘米的刀痕。随后赶到的民警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并为其申报了2010年度的见义勇为奖。在奖励方面，除普陀区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一千元奖金外，普陀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建山又自掏腰包，拿出一千元，作为对小吴因见义勇为而挂彩的慰藉，共计两千元。　　 对于吴福佳来说，奖励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物质方面的奖励并不是他屡次见义勇为的初衷。“我在发现小偷行窃，上前制服小偷，一直到警察赶到，自己跟随警察去派出所做完笔录，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有一种被肯定的愉悦感。有时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一些围观人群投来钦佩的目光，也会让我觉得自身价值得到了实现。”小吴一再强调，自己更希望得到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奖励。虽然自己收入不高，但奖金有没有自己并不在意。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小吴还是不可避免地要直面一些又见义勇为引发的现实问题。　　 2011年底，吴福佳在位于黄浦区外滩的九江路上第三次因见义勇为负伤，在脖子的右侧留下了第四道，也是最长的一道疤痕，长达10.5厘米。　　　　整形　　　　 基于世俗的诸多偏见，吴福佳开始考虑通过现代医疗技术，将脖子上的伤疤除掉。而在咨询了几家整形医院后，高额的整形费用，让他不得不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我去了一些整形医院，他们给出的价格都在10万以上。这对于我来说太贵了，无法承受！”小吴告诉记者，他在最后一次被辞退前，是在御花园酒店做传菜员，每月的工资不过一两千元，根本无法承担祛疤整形的费用。　　 了解到吴福佳的困难，曾对他先进事迹做过报道的《上海日报》记者倪寅斌通过自己的社会资源，与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取得了联系，时光整形外科医院的企划经理刘琦告诉记者，因为祛疤治疗的收费标准与疤痕面积有关，小吴脖子上的四条疤痕，如果根据市场价估算，治疗费用起码在5万-10万之间，在一些完全私立的整形医院，此费用可能还会更高。在了解了小吴的情况之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