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pptVIP

第九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洋务运动发生发展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如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 倡导和主持这些活动的人物，主要是皇室成员（如奕訢）和一些封疆大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稍后的张之洞等，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清政府为提高其攘外安内能力、拯救其垂危统治的自强运动，但客观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进程。其基本路径（按照梁启超的观点）是器物——制度——文化。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教育仍然以传统的封建教育为主体，但在传统教育主体中萌生了近代新教育的幼芽。正是洋务派举办的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还有大量涌现的教会学校，开辟了传统教育之外的另一番天地。 这一时期，教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举办；地方试行；军事中心；专业优先。（参见李剑萍《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创立和发展 一、洋务学堂概览 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30余所，它们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逐渐开办的，大致上可以分为外国语（“方言”）学堂、军事（“武备”）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三类 。 二、京师同文馆 （一）创立与发展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1861年1月清廷应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奕訢等人奏请，批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外语学馆。但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外语教习，迟迟没有开张。后经英国公使威妥玛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1862年6月11日（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学馆终于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内正式上课，定名为同文馆。 开办之初，只设有英文馆，第二年添设俄文馆和法文馆，各馆学生均为10名，都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年龄在15岁以下。 二、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设立不久，随着各地洋务事业的开展，洋务官员们越来越感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便有人倡议在学习外国年语言文字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1866年12月，奕訢上奏朝廷，正式提出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即科技馆）的请求，又一次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遭到守旧派士大夫的公开抵制和攻击，引发了近代以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第一场大争论。 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争论，在朝廷的干预下，形式上以倭仁的辞职（仍保留大学士衔），奕訢等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负面的。 （关于谣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可参阅[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二、京师同文馆 （二）教师与学生 教师（教习）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按职责又可分为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 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管理，校内最初并无专任长官。1869年聘丁韪良为总教习，总揽全馆教务。他1894年因健康原因回国后，由英国人欧礼斐接任。 同文馆的规模不大，也不年年招生。初创时仅有年为学生10人，发展到1887年为120多人，这是所见在馆学生最多的时候。 学生入学途径主要有三种：咨传、招考和咨送。 在学生待遇和出路方面体现了奕当初“厚给薪水以期专致”，“优加奖叙以资鼓励”的思想。 二、京师同文馆 （三）课程和考试 京师同文馆的课程经历了不断丰富和逐渐规范化的发展过程。 成立之初，课程仅为外文和汉文。1866年，丁韪良开设万国公法；1867年，添设天文、算学馆，陆续开设了一些“西艺”课程，当年中国教习李善兰来馆教授数学；70年代初年，相继开设医学、生理学、化学等课程。1876年，按八年制和五年制的构想分别拟定了分年课程计划。 二、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主要以考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业。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试三项。 京师同文馆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表明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开始由观念变为现实。正是由于它的“领头羊”作用，才有紧随其后的一批外国语言学校的创立和众多其他类型的洋务堂的涌现。 第二，京师同文馆身处帝都北京，乃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又为洋务中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统领，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它的一些重要举措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往往能映现出各派关于教育改革的观点。以上两点，决定了京师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标志和象征意义。 三、福建船政学堂 （一）创立和发展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或“福州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福建船政局也称“马尾船政局”或“福州船政局”，它由闽浙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