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pptVIP

第十章 科举制度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这一举动给清末和民国乡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虽然他没有指出这“可惊可骇之奇效”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所指的恐怕是正面效果，而非负面影响。 学术界对废科举颇为重视，部分研究成果渗透在研究科举制度的专著之中;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此也有专门的论述，主要有谢俊美的《科举制度存废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4期)、刘佰合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杨齐福的《清末废科举制度的文化效应》(《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刘海峰的《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罗志田的《科举制度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等。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信仰中心的缺失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多元信仰的共同体。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国家政权想改造乡村社会，把话语霸权强加于大众信仰之上，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失去了中心地位。其他乡村信仰，比如宗教信仰也遭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仰中心始终没有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来。由此，乡村社会信仰中心缺失。 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们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竞争运动。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则以某种形式超然于这些各自利益的冲突之上。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整合。这种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中轴，使得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这根中轴，不至于偏离方向。这种儒家思想有着信仰的载体，即是传统的绅士和私塾。前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者和宣传者，后者是儒家思想的根据地和传播源。 张仲礼把中国的士绅分为“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两个集团，前者包括官吏、进士、举人、贡生;后者包括各类生员。在乡村社会，各类生员通过寒窗的苦读，被科举制度吸纳进国家政权，但大多数沉淀下来，继续苦读；或者教书，启蒙其他乡民参加科考。因此，他们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推动力。总的说来，他们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扮演着儒家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角色，是传统儒家思想最忠实的维护者和信仰者。 科举被废除之后，传统的中心信仰成为明日黄花。首先从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的丧失来说，清末乃至“五四”时期儒学革命论响人云霄，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措击孔子，非拮击孔子之本身，乃拮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措击孔子，乃拮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更有人提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波及乡村，传统的乡村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儒家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 其次，科举废后乡村社会的新式学堂一时猛增。翻开这时的县志，几乎县县改办新式学堂。定海县“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肄业者遂渐盛，间有留学欧美日本者”。华阳县清末“改建学校，专读旁行之书及算术格物以究所谓声光电化者，而圣贤国闻故籍蔑焉，风会所趋以游习海外为上选，白屋寒门乃真有望洋之叹矣”。 县以下新式学堂学生数量猛增。据统计，到1915年直隶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1个，1000一5000的52个，500一1000的51个。河南106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3个，1000一5000的62个，500一1000的21个。从前的旧私塾，先生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如今的新学堂，老师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光化电算和进化之论。所以私塾改为新式学堂后，儒家学说必然被新的思想所代替。 再次，传统乡村社会的边缘信仰也受到了冲击。科举被废，新的学堂建立需要资金。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资金，一方面把乡村的私塾和庙宇改为学堂，没收庙产作为建立新式学堂的资金；另一方面征收“学捐”。前者比如固安县“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收各村庙产立初级小学堂，受以教科诸书，而学院一变”。再以吴县、江都、高邮、南通、那县、阜宁为例，学堂所占用的寺庙在各地寺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67.8%,50%,78%,100%,30.9%, 后者比如川沙县从1906年起按潜粮的一定比例征收学捐，学捐有着明确的用途。 然而，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会触动乡民们那根敏感的信仰神经。因为乡民的信仰在神灵，神灵的安置在庙宇，你说乡民固执也好，说他们迷信也罢，但这种信仰毕竟在乡村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在祖祖辈辈中传延，一旦这种信仰受到冲击，他们必然反对和反击。“学捐”同样道理也触犯了乡民的利益，在一般乡民眼中，“学捐”就是苛捐杂税。于是，乡民们捍卫他们的信仰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