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中国”与“四夷”以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为例的分析.doc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以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为例的分析1584年，也就是明万历十二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到达广东的肇庆不久，在知府王泮的支持下，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 ，这是在中国刻印的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它的意义并不是作为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因为在它之前，中国也曾有过自己的世界地图，它的重要意义是，它改变了中国人心中、眼中的世界图像：在这幅地图中，人们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的，中国不再雄踞世界的中心，而是与很多国家一样，错落地分布在这个圆形的世界上，中国也不再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四夷也不再是零星散乱的、仿佛不攀附在天朝的衣襟上就会坠落到地图之外的小邦，在广袤的世界上原来有这样多彼此相当的国家。虽然，这幅图现在已经不存于世，可是，在十六世纪末，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根据这一地图的形制重新刻印或改制的世界地图却不断出现 。尽管连利玛窦自己都担心他（皇帝）看见中国这么小，会大发雷霆，责怪我们蓄意在图上缩小中国，藐视中国人，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却被万历皇帝看中，还令太监另外绘制大幅的《坤舆万国全图》进献 ，而且此后屡屡收入《图书编》、《方舆胜略》、《月令广义》、《格致草》、《地纬》之类综合知识类书，甚至《海防纂要》之类专门图书中 ，表明了这一世界观念正在悄悄地渗透和瓦解着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图一：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仿照利玛窦世界地图所绘制的《舆地山海全图》]。关于天地的空间格局，关于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安排，关于地域大小的图形描述，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的问题。利玛窦曾经意识到，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对中国人会有观念上的影响，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比起许多别的国家来是那么小，骄横可能会打掉一些，会屑于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 ，他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但是，这种通过地图瓦解中国中心的方式，其思想史的意义却比他想象的还要深远。因为，首先，古代中国的天圆地方不仅是一种对宇宙空间的自然描述，而且它通过一系列隐喻和象征，已经是人世间一切合理性的终极依据，瓦解了这种空间格局，人世间的许多合理性就将失去依据，原来政治、文化、思想和信仰天经地义的真理性就将重新审视。其次，从人们的世界观念来说，尽管古代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广袤，穆天子西游昆仑，张骞凿空出西域，唐玄奘到达五天竺，一直到明初郑和下西洋，使人们早就有了天下（世界）和中国（汉地）大小不同的观念，但是，即使是在明代，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天下，却还是从《禹贡》那里来的九州，人们一想起有人居住的所有地域，最自然地浮出脑际的还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内的中国。再次，虽然从汉代起，人们已经深刻地甚至是悲凉地意识到四裔对中央的压迫，而且在压迫中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区域性，但是，当中国真正受到夷狄的压迫，从而真正地痛感到自己不再是天下的时候，这种中国中心的思想反而更加被激活起来，外患最甚的北宋时，那个石介就写了一篇《中国论》，竭力地宣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反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中华，就是外天下，所谓外天下其实就是天下之外。这种奇怪但很顽固的观念，在古代地图上大概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在地图上，这种以所认知的地域作为世界空间的观念，和以自身为圆心以自己的视野为半径的中国中心观念，作为集体的普遍的记忆和知识，一直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晚明，才被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所改变。 　　一　　地图其实是一种叙述，虽然它不是以文字而是用图形来叙述的，但它也像文字的叙述一样，会发生一种无意的偏离与有意的误读，因为它的叙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世界本来是一种实在，并不因为地图的绘制而变化，可是人大多都是从地图上观察和领会这个世界的，地图作为一种书写，它却只是给了阅读者一个绘制者眼中的世界，这世界的大小、上下、方位、比例，都渗透了绘制者的观念。当一幅地图绘制出来被人阅读，阅读者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置身于绘制者的视网膜之后，透过他的看来看那个世界，于是，世界就不再是世界本身而是绘制者对世界的叙述，叙述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有了偏离，正因为有了偏离，地图具有了思想。　　古代中国对于地图的绘制曾经相当发达，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放马滩木牍地图到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形图，其绘制的精确已经让历史地理学家赞叹不已，比如马王堆那件被考古学家称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的帛书地形图，这是公元前168年以前所绘制的，它叙述长沙国与南越王国之间，位于东经 111-112度3分，北纬23-26度相当大的一个区域，据专家考证，其精确程度令人吃惊，至今还可以与地面一一对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