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員背景及人格特質對問卷訪談的影響.doc

訪員背景及人格特質對問卷訪談的影響 瞿 海 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在從事問卷調查時，實際上是研究者、訪員和受訪者在進行社會互動，而調查所得的資料也正是這三種人物之間互動的結果。在問卷訪談的過程裡，由訪員將其所了解的由研究人員所設計的問卷題目，來詢問一個陌生的受訪者；受訪者根據對訪員所述問題的了解，再就自己的狀況和思考來回應受訪者。接著訪員根據其對受訪者反應的了解來做成記錄，經過過錄和統計分析，最後研究人員認知到並思考問卷訪問結果的意義。雖然還有一些其他的人物也在問卷調查中參與工作，但其互動的影響較小，甚至可以忽略，也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例如問卷印製者、調查督導、研究助理、資料輸入者等等。質言之，研究人員、訪員、和受訪者是問卷調查中的三個重要主角。訪員是研究人員和受訪者之間的關鍵中介者。在調查進行中，研究人員必須對訪員的素質加以控制和提升，才能保障研究的成功。 於是，對訪員在問卷調查中的角色，研究人員必須給予充分關切並深入了解和密切掌握。然而，訪員對問卷調查結果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不僅在國內很少人加以注意，在問卷調查方法極為發達的美國近年來也沒多少研究可資參考。這一方面是由於大家都認為只要挑選合乎資格的人員，再加以訓練就可以從事訪問，在另一方面則訪員和受訪者之間的配對是隨機的，即使有影響也會被平衡掉。在美國則又因為面訪減少而電話訪問增加，而電話訪問又都是中央集中而又受到嚴密監督的，訪員的影響就變得很小了。雖然電話訪問的訪員人數較少，也就是每個訪員訪問的個案較多，有可能造成較大的偏差，但終究被認為有限。在國內從事問卷調查，也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有不少的研究者對問卷調查並不會做嚴格的要求，對訪員的要求也很馬虎。甚至有只從事一小時以下訪員訓練，就放任訪員進行訪問調查的。在這樣草率從事的狀況下，當然更不會在意訪員究竟對問卷調查有什麼影響了。 Hyman在一九五四年列舉了訪員所可能造成的誤差有四種型態：一、詢問誤差，即訪員在詢問時對問卷題目有所更改或省略等；二、追問誤差，訪員經由不適當、不必要、不相干甚至是有偏見的追問方式而造成誤差；三、記錄誤差；四、不實或欺騙。在表面上看來這幾類誤差似乎也是可以控制而不須深究的。不過我們如果深加探究，則勢必追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誤差，是否訪員的某些社會條件、背景狀況、行為習慣及人格特質會是造成這些誤差的根本原因。例如，粗心的訪員會丟三落四造成記錄誤差或不實的結果；愛饒舌的或主觀性強的訪員會引導受訪者回答而促成詢問及追問上的誤差。換言之，訪員的一些特徵可能會對訪問的進行與結果有所影響而促成誤差的產生。以往有關的研究曾經對訪員的種族和民族、性別、社會地位、年齡、期望等加以探討。 訪員和受訪者之間不同種族的配對會對問卷訪談的結果形成顯著影響，在一九四二年NORC在孟非斯的調查發現黑人比較不願意對白人訪員表達對受雇主和工會等歧視的不滿，甚至在一些有關諸如汽車所有權等事實問題上，黑人受訪者給白人訪員和給黑人訪員的回答也不一樣（Hyman 1954）。Williams（1964）發現訪員與受訪者之間的社會距離會促成訪談結果的偏差，Dohrenwend（1968）則發現白人訪員喜歡訪問年輕人而不喜歡老人，也不喜歡訪問窮人和黑人。Schuman和Converse（1971）的研究指出在訪員的種族會對激烈抗爭和表達對白人敵意時有明顯的影響，但在其他諸如種族歧視或貧困的生活侏儒時，則訪員種族上的差異影響很小。Bradburn 和 Sudman（ 1979 ）的研究也指出訪談誤差和訪員與受訪者種族配對是有關的。另有一些研究則證實了猶太訪員和非猶太訪員在訪問非猶太受訪者時，對美國猶太人在商界的影響大小這樣的問題，答案的差距非常大，非猶太訪員訪問非猶太受訪者時，有百分之五十說猶太人影響太大，但在猶太訪員的受訪者中卻只有百分之二十二。在一九八○年以後的研究，由於美國社會種族多元的現象，關於種族因素的研究仍然是探討訪員特徵的主要研究。其間，Finkel，Guterbock，和 Borg等人（1991），Anderson，Silver 和 Abramson等人（1988）Reese 等人（1986），Cotter，Cohen，和Coulter（1982），Campbell（1981），Weeks和Moore（1981）Schaeffer（1980），都一再發現訪員的種族或訪員與受訪者種族配對會形成對訪問結果的影響。 除了訪員的種族因素，或訪談雙方的種族配對會對問卷訪談發生影響外，訪員的性別或與受訪者的性別配對狀況也在一些研究中被發現（Hyman 1954; Benney 1956; Freeman and Butler 1976; Gro-ves and Ful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