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互文性与语用文化预设研究.doc

语篇互文性与语用文化预设研究 ［摘要］互文性作为语篇研究的重要部分，是指一个文本对另外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以往的互文性研究主要侧重于语篇发出者及文本背后的文本而未足够重视接受者，本文试图从语用文化预设角度将互文性研究同预设结合起来，借助一篇文本来分析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并强调出二者的结合是十分有必要的。 ［关键词］语篇 互文性 预设 读者 一、语篇中的互文性 19世纪60年代，基于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保加利亚裔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托娃（kristiva）在她的论文当中第一次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据keep和mclaughlin（卫道真，2002：15-16）所说，互文性源自于拉丁语“intertexto”，指东西编织是把东西组织起来。克里斯托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kristiva，1986:36）。而beaugrande和dressler（1981:10）认为：“互文性则是一个语篇的使用依赖于使用者对其他语篇的知识。”简单说来就是：任何文本的生成都不是孤立封闭的，都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并产生文本互涉。这一理论提出似乎将人们过去解读文本时认为文本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观点动摇了，“没有话语是独立存在或独白性的。”（辛斌，2006，114）互文性的提出使得人们认识到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全凭作者发明创造的，在某些层面上都与另外一些文本在形式上、思想上、文化上亦或是具体内容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巴尔特认为“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以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巴尔特，邵伟译，2002）。也正是巴尔特将抽象而应用广泛的互文性变成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内外的互文性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化对比，出版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围绕着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做讨论，而在1981年beaugrande＆dressler的《语篇语言学导论》将互文性列入语篇研究的七个标准之中，即语篇应该满足互文性。hatim（2001：208）认为，“互文性是所有语篇理解的一个先决条件”。近年来发表的关于语篇互文性的论文主要是集中于广告、新闻、外语教学等研究方面，并广泛地结合批评语篇分析的方法。刘金明教授200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互文性的语篇语言学研究》是国内比较全面的对语篇互文性的概括、分析和评价，并交叉了许多的语言学科用来分析了很多语篇素材。 互文性提出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从最初文学思潮的引用到翻译，语言学甚至是任何一种互文的思维，都无不侧重于对作者和语篇的研究，而似乎把语篇的接收者或文本的读者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对写作者来说，知识的储备、文化的熏陶或者是独特思维的培养都吸收和杂糅了前人或同时代不同作品的养分。但是，面对充斥着复杂背景结构和隐含意义的作品，读者在接受的同时是否也必须要接受作品背后所交织的庞然大物呢？蒙田说过“话语一半在于言者，一半在于听者”。互文性让文本添加了更广阔的意义，而“互文性的矛盾就在于它与读者建立一种紧密的依赖关系，它永远激发读者更多的想象和知识，同时，它又遮遮掩掩，从而体现出每个人的文化、记忆、个性之间的差别”。（萨摩瓦约，2002，81） 二、预设与语用文化预设 预设也称前提，是1892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雷格在其《论意义和指称》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发话者在说出某个特定的句子时所做出的假设，即说话者为了保证句子或者语段的适宜性而必须满足的前提。（王守元，苗兴伟，2003）最初是用于研究逻辑学和哲学，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语言学家斯特劳森发展了预设的思想，将其引入到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从而使用于语义学。但随着理论的推进以及语用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由于预设具有可取消性和语境依赖的特点，预设可能更适用于语用学的领域，而与语用文化相关联的则称之为语用文化预设。在各种文化当中，文化传统、知识水平以及集体的无意识都是解读文本和语篇的重要因素。因此，语用文化预设与语篇的互文性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文化预设是正确解读作品的前提，具有共同文化预设的读者对互文文本具有相同的理解接受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能准确无误地理解文本所传递的语义内容和文化内涵（赵明，2006:27）。 对于作者与发话者来说，语篇互文性是创造其优秀作品的坚实基础，但如果把握不好，则成为了所谓的抄袭剽窃。而透过互文性，读者能看到文本背后透出的巨大信息网络，但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信息联通实现的前提则应该是读者的预设知识，与其相似的还可称之为共有知识。如果读者缺乏了特定的语用文化的预设，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便不是那么有效。在文学方面经典例子很多，如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品《荒原》，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