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写作的逻辑(1)(1).docx

时评写作的逻辑评论的逻辑网上有个笑话，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恶搞成“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搞笑之处就在于违反了逻辑同一律。评论中经常有这样的概念偷换。作者评论是一种讲理的艺术，在我看来，这种“理”，起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是理性，其二是逻辑，其三是伦理。理性是知识论上的，逻辑是方法论上的，而伦理则是道德层面对这个职业的规范。三种“理”中，最基本的“理”应该是方法论层面上的“逻辑”。看评论，一般人都注重看评论的结论，看评论者对一个事件或人物的判断。这是外行人阅读评论的习惯。而在内行人眼中，作为判断的结论当然重要，但他们更注意的是方法论，即作者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出这个结论的，论据能不能支撑结果，论证和推理合不合规则，引用的事实是不是真的，等等。如果“方法”不对，结论再怎么符合公众的期待，都不是一篇成功的评论。这种将论据和结论联系起来的论证过程和方法，就是逻辑。一、一个典型的逻辑谬误案例为了使大家对评论的逻辑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先引用一篇文章：法学家和他们的长期郁闷11月27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主编、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陈桂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50岁。这是继54岁的蔡定剑教授之后，又一位中年法学家因为癌症英年早逝，在微博等网络论坛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叹息与惋惜。有网友感慨：做法学的，难免长期抑郁悲愤，积劳成疾，继之以英年早逝。悲乎！法学家易郁闷成疾甚至致癌？这种判断显然纯属臆断，没有科学依据。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感慨，算不得科学结论。至于这种感慨本身该怎样认识，还是值得琢磨一下的。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对于法治的重视，法学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很多法学家成为这个社会的香饽饽：从政、挂职、搞法制讲座、接受媒体采访、各种司法考试辅导班可谓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但另一方面，很多知名法学家的确有郁闷的一面，因为他们对于法治水平的期待更高，对法治困境认识得更透彻，所以忧虑也就要更多一些。笔者就曾在不同场合分别听到过陈桂明先生对于法院独立性不强、人为因素干预民事诉讼的忧虑；听到过清华大学王保树先生对一些“负一定责任的官员”对于法治态度的漠视表示感慨笔者感觉对法治状况感觉“忧虑”的学者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来源，那就是权力对于法治的挤压。比如为了政法系统政绩大搞“公审公判”，比如政府悍然给法院发公函指导法院某某案子应该怎么判，再比如有的地方官员拿“维稳”这个幌子大搞“稳定压倒法治”的非法截访这使得如江平先生这样的老法学家也感慨，虽然“总的对中国的法治的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定的政策引导下，法律出现倒退的情况”。这些现状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光是立法条文数量的大大增加，以及依法治国的口号喊得很响，还不足以构成我们对于法治的信心。面对远远谈不上完美的法律水平，该持何态度？不排除有些法学家欣然接受现状，甚至如鱼得水自得其乐；但也有大批法学家像江平先生说的那样，“对于一些倒退现象指出来并一再地呐喊”，因为“一个搞法律的人如果允许法治倒退是很悲哀的事”。这样的选择，或许也就注定了“郁闷”的如影相随。回过头来再看“法学家容易郁闷”这个命题，你会觉得它百分之百是个伪命题吗？它就一点意义也没有吗？诚然，蔡定剑、陈桂明两位先生的疾患可能各有具体原因，但梳理这个时代的法学家们的郁闷可以发现，根源还是在于权力的泛滥与不受约束，在于各种形态的“权大于法”，而这些，已经不只是“加强法治建设”就能完全解决的，有很多需要继续发展民主政治才能约束。这样再次证明，“民主与法治”是一体双翼，缺了哪个都不可行。案例分析这是一篇很典型的不讲逻辑的文章。我明白这篇文章作者的意思，是想借“法学家英年早逝”这个新闻由头，发一番对中国当下民主法治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感慨，可是，你这篇评论的新闻由头是“法学家英年早逝”，跟“法学家的郁闷”有什么关系呢？恐怕没有逻辑关联。法学家英年早逝，只是个案，作者只看到了近来的两起，一两个人的早逝不能推断出这个群体总体的特征。这个群体的英年早逝，从数理统计上看，并没有其他群体明显。法学家的郁闷，也是一个想当然的伪命题，法律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法治不健全，不仅法学家郁闷，每个生活在这种法律环境下的人都可能郁闷和压抑，法学家不会比普通大众更郁闷。文章显然贯穿着这样一条逻辑链条：因为中国法治不健全，所以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们很郁闷；因为他们很郁闷，所以更容易英年早逝。虽然作者在文章中一再回避这样的推断，可他将这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说，以“英年早逝”说“法学家的郁闷”，暗示和引导着读者朝这样的逻辑去思考。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为什么将这几个命题放在一起说。逻辑的问题，有时候无须明言，它隐含在命题的选择和联系中，将哪几个命题放在一起说，那几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就表明了作者的逻辑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