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解析.doc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又是文学史上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曾任多年地方官。仁宗时上书皇帝，要求变法，未被采纳。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后两度任宰相，推行新法．在教育科举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如立太学“三舍法”；置律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废止科举中的诗赋、帖经、墨义，改以经义、策论试士；设经义局，修《三经新义》颁于学官，既作为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又是学校和科举改革的标准教材。王安石遗世著作主要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收入上册。 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 的上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但也有人考证王安石上《万言书》当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据《宋史王安石》记载：“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也记载在嘉祐三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 　　宋自立国以来，实行文臣治国政策，重视科举择人。真宗以后，科举制度的腐败、恩荫的宽泛、学校教育的废弛，使得官僚行政机构十分庞大和腐朽，科场流弊丛生，加之考试内容、方式的陈腐、死板、只重文辞、不尚实学，于是，官场上“无能之士，禄以利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许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们都把改革学校和科举，搜罗人才，刷新吏制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如范仲淹的“庆厉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选拔贤能”为其中心的。在他的十项改革大纲中“明陟黜”、“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等，都是涉及人才问题的，其指意即在于从改革科举、考察官吏，选拔一批具有实际从政能力，通晓政令案牍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欧阳修也主张“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并认为“苟非不次以用人，难弭当今之大患。” 他还说：“方今天下之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才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才，……所以无人可用” 苏轼在上书中也要求选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说：“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 他主张“择人要精”，“任人宜久”，并且要有真才实学，坚决反对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实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书呆子。 这一时期的这些有志于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张，或归于失败，或没有实施，但他们重视人才，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思想，无疑对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积极的、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于庆历改革失败后的低潮中，它不但是北宋中期一些进步的士大夫重视人才、改革吏制，变法图强思想的结晶，也是北宋以前历代“人才观”的总结和发展。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首先从政治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人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分析当时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在位之人才不足”，“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不但如此，这些人还往往借推行变法而骚扰百姓，使新法反受其污，百姓反遭其害。”另一方面，“草野闾巷之间”，人才也未见其多。这就是说，由于不重视教育和培养，以及人才的选拔导向不当，整个社会已处于人才的严重匱乏之下，“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就必须首先改革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选拔和培养改革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王安石指出：“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其势未必能也。”“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在王安石看来，人才是变法的根本和核心，变法的主体是人，而变法首先也是为了人，人的改变是变法的先决条件和最后归宿。没有众多的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要变更法制，刷新吏制，整顿财政，维护国家的安定，使国富民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 这个思想，在他以后的几次奏疏和文章中，都一再加以强调。如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嘉祐六年（1061年）《上时政疏》进一步阐述：“盖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贤才不用，法度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