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红山文化和先红山文化7.doc

红山文化和先红山文化--赤峰红山考古之一［日］秋山進午 　　1988年恰好是1938年滨田耕作、水野清一两位先生出版《赤峰红山后》这部大作的50周年［1］。由于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从而使日本得以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赤峰红山后》这部学术著作使我们了解到假定的由彩陶、“之”字纹陶［2］、细石器 构成的“赤峰第一期文化”和所包含的特有青铜器，也总括当时绥远青铜器在内的“赤峰第二期文化”。这部著作直至近年，在考察中国东北地区史前史、文明时代方面仍占有重要地位，是最基础性的文献。本文首先想以《红山后》这部著作为轴弄清楚“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源头。“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新中国考古调查发掘的不断进展，获得了惊人的发展，这在后面将叙述到。这些调查发掘使我们弄清楚了特有的玉器陪葬墓和大规模祭祀建筑遗址发掘的详细情况，其中包括早期维纳斯塑像和大型神像在内的祭祀遗址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根据这些资料来改写“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内容，这是本文的第二课题。同时由于“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诸文化的相继发现，也使探索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成为可能。虽然依据上述资料还有很多地方在年代上尚有间隔，但是笔者愿意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出版已经整整半个世纪的《红山后》这部著作，时至今日，其内容确实已到了该改写的时候了。但是，目前只是有线索，问题的分歧面还很大，令人头痛的调查发掘之不足还很多，所以本文的副标题才是笔者的意图所在。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里程之一，在此，笔者想从搞清楚红山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开始，专心于红山文化的渊源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几个问题。由于笔者才学浅陋，会有很多过错，因而作为半个世纪以后的后学者，深恐玷污了《红山后》这部大著的名誉。这里，但愿诸位先辈不吝赐教，正其谬误，以期日后补充修订。 赤峰红山调查沿革 　　赤峰是蒙语“红色的山” (WlanHatak)(乌兰哈达)的汉译地名。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3］红山区的东北角有一裸露出红色地表的石山，即是“红山”。其实，山并不高，但因其特异的地貌，自古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03年(明治40年)鸟居龙藏在赤峰地区的实际考察，是考古学上第一次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调查。其后，在1924年(大正13年)桑志华、德日进牧师也对这一地区作了访问调查。1930年(民国19年)在内蒙古林西进行史前遗迹调查之际，赤峰周边地区的遗迹引起了梁思永先生的［4］注意。 　　这时任赤峰代理领事的牟田哲二从1930年前后开始收集赤峰附近出土的资料，1933年委托访问赤峰的上治寅次郎把收集到的资料赠给京都大学文学部［5］。同年秋，八幡一郎作为第一届满蒙学术调查团成员访问了赤峰，在赤峰红山后发掘了数座方形石棺墓［6］。由于牟田所收集的遗物的性质和八幡所发掘调查的情况一致，因而引起了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教研室的注意。1935年(昭和15年)由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发掘调查。 　　因为发掘调查的详细情况已作为《红山后》一书公开刊行，所以这里仅做一简单介绍。发掘是在赤峰红山的东面，即从赤峰市市区就能看见的红山的后侧进行的。调查发掘了方形石棺墓群和与此同时期的居住址(第一居住址)。在调查期间，还发现了包含彩陶的另一文化的遗迹(第二居住址)，对此也进行了调查发掘。在调查发掘的报告中，把兼有第二居住址发掘出的彩陶、“之”字纹陶、细石器的文化定名为新石器时代的“赤峰第一期文化”；而把包含有特有青铜器遗物的石棺墓和第一居住址的金石并用期定名为“赤峰第二期文化”。但是，由于受到从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不断的战火影响，使这一地区的考古调查也和其他地区一样，被迫中断。 （一）关于红山文化 　　解放后，新中国最早着眼于赤峰地区史前文化研究，认识到其重要性，并促使人们注意的是尹达先生。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他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发表了篇幅很短的论考 ，简洁地分析了“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和石器［7］，指出：这一文化引人注目之点是，有可以看出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彩陶和与此同时期的中国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所特有的表面饰有篦印纹(后来的“之”字纹)和刻画纹(条痕纹)的陶器，石器上兼有细石器文化特征的打制细石器和具有长城以南仰韶文化特征的磨制石器，强调红山后的文化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也就是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为此，改正了《红山后》这部著作中因既承认细石器因素，又重视仰韶文化向东北地区波及的观点而假定的“赤峰第一期文化”的名称，重新命名为“红山文化”。 　　这个论考被收进《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是以此书的论考补充说明为题而执笔的。正如尹达先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