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图案的构成与运用规律——以蝙蝠纹为例.doc

传统图案的构成与运用规律——以蝙蝠纹为例 中国人关于幸福的词汇极为丰富，如“五福捧寿”、“福在眼前”、“福寿双全”、“福寿绵长”、“钟馗引福”、“纳福迎祥”、“五福和合” “寿山福海”、“四面来福”、“福寿万代”、“福从天降”、“双福临门”、“纳福迎祥”、“福盖满天”、“福如东海”、“洪福齐天”、 “四福临门”、“世世有福”、“日日是福”、“流云万福”等等。在这些吉祥寓意当中，人们大多以蝙蝠纹样示意着幸福的意义。中国汉语系统中福文化的影响，从文字上讨彩头到祝福语，从吉利话求吉祥到图像化，是中国特有图像文化的形式特征。中国汉语系统的发达，以及文人墨客占主导地位，使得匠人根据文字寓意来创作有关福文化的主题图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其结果使得中国的蝙蝠纹样与文字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当观者看见这样一幅纹样的时候，立即在脑海中联系自身语言知识与文化背景，很显然对于一个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只要稍作联想与思考就能很快很完整地解读出蝙蝠纹的吉祥含义。从蝙蝠纹样上所折射出来的重生利命的民族心理、趋吉避凶的集体无意识、福禄寿的功力思想将使得蝙蝠纹这种艺术形式会更加广泛、持久地得以发展下去。 满人爱蝠有人说和珅喜欢蝙蝠，所以在恭王府萃锦园建筑布局和装修上出现了大量的蝙蝠纹样。事实上，究其原因主要是正如上文提到的为了突显福文化这个主题才选择了蝙蝠纹样。由于恭王府主人经过多次变更，又没有留下相关的文献记载，到底是哪位主人更喜欢蝙蝠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满人都喜爱蝙蝠。这是因为清朝开国君主努尔哈赤将蝙蝠视作吉祥天神。传说努尔哈赤曾在一次与明军交战中大败，因身受重伤而跌落马下，幸得空中漫天蝙蝠（有传说是乌鸦[7]）飞落其身，将其掩藏，才得以逃脱此劫。[8]而且，笔者发现在清代工艺品装饰中有蝙蝠纹样的文物中属乾隆朝的居多，乾隆帝的龙袍上就有红色蝙蝠和五彩云纹（象征洪福齐天，如“清乾隆明黄绣五彩云蝠纹十二章吉服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作为乾隆朝宠臣的和珅喜欢蝙蝠是绝非偶然的。 与福谐音因为蝙蝠的“蝠”字同中国汉字的“福”字谐音，《汉典》上对福的解释是“古称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礼记?祭统》中的说法是：“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而且“蝙蝠”词本身在谐音上便是一个“好口彩”（即吉利话）——“遍福”，寓意遍地是福、幸福无边。求福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各种与“福”有关的吉祥用语在民间通过蝙蝠被演绎出“蝠”的各种造型，蝙蝠便成了国人心目中“福”的形象大使，且每种组合纹样都重寓意，求福贵、喻康寿、报顺安。在创作形态上虽有写意变化，但基本上是以写实性的为主，便于百姓识别。 长寿之物蝙蝠在古人的传说中被认为是一种长寿的动物，食之使人增寿，因而蝙蝠也成为一种长寿的符号。据葛洪《抱朴子》载：“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万岁。”《太平御览》引《水经》中甚至说蝙蝠“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现代医学证明蝙蝠确实是一种中药，可治疗久咳、疟疾、目翳等，而且连其粪便也是一味中药，民间叫做“夜明砂”，可用于治疗眼疾。 钟馗化身蝙蝠还是钟馗的化身，能够辟邪去灾。明代《历代神仙通鉴》载，唐玄宗李隆基曾问道人叶法善有关张果老的身世，其答曰：“混沌初分，有黑白二蝙蝠。寝殿啖鬼之钟进士，黑者所化。此老（指张果老）是白者修成。”也就是在传说中，混沌初开时钟馗原本是一只蝙蝠，后来才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而平日在钟馗头上飞着的那只红蝙蝠也有一段故事，在清代长篇小说《斩鬼传》第一回“金銮殿求荣得祸害、酆都府舍鬼谈人”中说，钟馗被封为驱魔大神之后，一次来到枉死城奈何桥，有一小鬼拦路，说它原是田间鼹鼠，因饮了奈河之水，“身边生了两翅，化为蝙蝠。凡有鬼的所在，惟俺能知。尊神欲诛妖邪，俺情愿做个向导”。钟馗当即将它收下，为随身向导。[9]于是，蝙蝠便成了“福”的向导，有它出现，就是有“福”要到了。符号学家皮尔士（Peirce Charles Sanders，1839～1914）将符号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即图像符号、象征符号和指示符号。.图像符号依据图像的肖似性表达具象意义。最为常见的图像符号如人的头像，当观者见到某人的头像，就会产生与此相关的联想。“钟馗引福”包含有钟馗、指引、幸福单元。钟馗为一具象名词；指引为一具象动词；幸福一词则为抽象词汇。图中身着红袍的钟馗手持利剑，右腿提携呈现出金鸡独立之状，圆睁的钟馗导引着红色的蝙蝠前行。创作者以图像符号的方式将钟馗、指引之意表现得栩栩如生。 “纳福迎祥”符号切分为纳、福、迎、祥的单元。一童子抬头仰望作迎福之状，另一童子将手中象征幸福的蝙蝠装入瓮中。“纳”与“迎”这一概念是以图像符号方式表达出来。 2.以象征符号依据谐音、比喻、契约的联想方式表达抽象意义。对于“五福捧寿”之幸福、长寿的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