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的难题.doc

Public Opinion Vincent Price 著 邵志择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P20-28 公共舆论的难题 进入20世纪以后，许多有关公共舆论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特征都已经以各种方式为人所知，在后来的著作和实证研究中频频出现（Lasswell,1957）。尽管在原则上有充分讨论与多数原则的含义（分别是启蒙运动与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遗产），公共舆论这个术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新含义。启蒙时期的作者除了强调人类理性与通过教育推动社会发展之外，仍不忘公共舆论非理性、情绪化的一面。例如，斯皮尔（1950）详述了一些启蒙思想家精心设置过一些壮观的公共表演和民族庆典，以此来激起人民的爱国情感，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支持。纵贯18、19世纪，与洛克的“时尚的法则”相一致的一般舆论，其道德风尚推动作用并没有逃过批评的眼光（Noelle-Neumann,1984）。当然，19世纪的动荡不安给了公共舆论研究者一个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关注假设的公共舆论的理性特征。19世纪晚期的一些学者特别关注一般大众中的模仿行为与情绪“传染”现象，他们对公众行为的非理性成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Tarde,1890/1903；LeBon,1895/1960；还可参见Mackay,1841/1956；本书第三章）。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自20世纪初以来，对于公众舆论的研究，社会科学与规范的、哲学的研究采取了不同路径，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真实的联系。有关公共舆论如何在社会中发生、运作的实证结果并不能说明问题，只能把它放在我们认为公共舆论应该如何运转的思路中才能加以解释（Berelson,1950）。对于有关公共舆论的规范性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贯穿了整个20世纪：洛厄尔（1913），李普曼（1922），杜威（1927），拉斯韦尔（1941）；米尔斯（Mills，19560），斯查斯奈德（Schattschineider,1960），以及金斯伯格（Ginsberg,1986）等只是其中一部分思想者。 在结束本章之前，为了给以后的章节确立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及其运用的框架，我们有必要简要叙述一下激发并支撑了公共舆论研究的一些常见的忧虑。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围绕着困扰现代公众的五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两个与他们可能存在的肤浅有关——缺乏能力及缺乏资源；另外三个与他们容易受影响的特点有关；容易导致多数暴虐，容易受宣传与大规模说服活动的影响，以及容易受制于少数精英。 缺乏能力。正如我们所见，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公众能否引导政治事务的忧虑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这种担忧在启蒙时期也非常普遍。但是对公共舆论能否进行有效统治的最强烈的怀疑来自20世纪的著作——李普曼的《公共舆论》（1922）以及它的姊妹篇《影子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李普曼的主要论点是，民主理论对普通公众的要求太高了，他们不可能被指望像立法者那样行动，积极参与当下的事务。按李普曼的看法，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公众的疏忽以及对政治事务缺少关注。正如布赖斯（Bryce，1888）曾经指出的那样，“公共问题在公众生活中的兴趣只占第三或第四位”（P.8）。人们只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政治领域中那些“看不见的事实”的必要性。这些问题的形成是由于舆论发生的方式，如李普曼（1922，P.3）所说，它建基于“我们头脑中的印象”。有关公共事务的准确的知识是健全的公共舆论的基础，但是普通民众很难获得这样的知识。政治领域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看不见，摸不着，超出意想之外”（Lippmann,1922,p.29）。市民的想法源自不完整的报道，他们与事件本身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接触；他们的所见所闻经过了他们自己的偏见和恐惧的过滤。尽管在简单的社会中，公共舆论的统治可能会成功，但是现代工业社会是如此巨大，如此复杂。李普曼冷静地指出，“如今作为个体的公民变得更像坐在后排的聋子看客，他本应该打起精神注意那些神秘的事物，但是却很难保持清醒”（1925，p.13）。 新闻媒介被进步的民主人士看作是教育公众和提高公众水平的工具（例如，Cooley,1909），但是在李普曼看来却只是有助于形成大众舆论的恶疾。他坦率地说，“这并不可行，而且如果考虑到新闻的性质，这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要求报纸承担解释整个人类的公共生活的任务，那么它们会失败，它们注定要失败，在任何一个未来的时期，人们都会发现它们将继续失败。”（1922，p.362）。 李普曼并不是第一个指出如下这一点，也即在源自早期的沙龙和咖啡馆的民主社会中，公众参与的表象与现代代议制国家中大众舆论真实运作之间存在着个人之间的差异（参见Tocqueville,1835/1945；Bryce，1988），但是他的著作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其论述有力，富有洞见，特别是对他们所倡导的民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