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建本”历史,促进武夷文化繁荣.doc

挖掘“建本”历史，促进武夷文化繁荣 目前，武夷山市政府在开发武夷旅游资源中大力挖掘武夷文化。每年都举行“朱子文化节”、“武夷茶文化节”、“武夷竹文化节”等。作为在武夷山脚下成长的中学生，我发现他们缺少了对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南宋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的建阳雕版印刷的开发，更忽视了这些雕版印刷出的字画与旅游文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我国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普遍遇到一个问题，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遭到冷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神秘化。我们应该从“建本”的内容，更从它的形式上进行创新，开发出一个新的旅游纪念品，走向市场，让游客买到的纪念品，既有闽北的特色，又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希望通过我的挖掘，为“建本”研究开辟出一条新道路。 “建本”在宋明时期的发展情况 建阳刻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萌芽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延续于元明和清初。从事建本雕版印刷最集中的地方是建阳麻沙镇和书坊乡，两地均为我国最负盛名的刻书中心，这两地所刻印的图书在历史上被称为“麻沙本”、“建本”等。南宋时，是全国的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之一。由于建阳地处三省要冲，交通便利；林木茂盛，可为刻书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木板和造纸原料，笔墨也是境内自产，丰富的物产则又为刻书业提供了资源优势北宋的游酢，南宋的朱熹等理学大师在此讲学，为建阳的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顾廷龙先生说：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号称图书之府宋代，建阳刻书业繁荣的主要标志是刻书机构众多，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已经形成，刻书数量居全国之首。坊刻是建阳刻书业的主力军，相当于现代的出版社和书店 ；有的则接受委托印书，相当于现代的印刷厂。建阳的坊刻以余、刘、蔡、黄、虞几姓比较有名，著名书堂有余仁仲万卷堂、刘日新三桂堂、黄三八郎书铺等三十多家。 宋代，建本书体的特点是效法柳公权体；建本插图的主要特征是上图下文，以图辅文，以文释图，图文并茂。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明代，是建阳刻书业的鼎盛时期。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的统计，明代刻书数量福建最多，达477种。福建刻本中，又以建阳书坊刻本最多，达367种，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书目》多达382种。 明初，由于国家鼓励书业，一些元代已负盛名的老店，皆继张书肆。慎独斋主人名刘弘毅，刻有《西汉文鉴》、《东汉文鉴》等，皆堪称明刻本中的精品。明中叶，建阳书业的鼎盛时期，尤其以嘉靖、万历时称极盛出现了如余氏、刘氏、熊氏等赫赫有名的刻书家族其中有些则是历史悠久的刻书世家，如余氏自宋代已操剞劂，可考者即有余象斗双蜂堂等二十余家。建阳书坊中的不少名肆，不仅传刻古今载籍，自己也编书，从而成为编、印、售合一的出版机构。这些书肆的老板，本身就是有一定学问造诣的读书人。如余象是在辛卯之秋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专心从事书业的他自己编印了《万锦情林》明代，建阳刻本的版画插图发展到了成熟期。明万历间的刻本，几乎无书不插图。其中余象斗、肖腾鸿刻印的小说、戏曲刻本最为典型。明建本插图，突破了早期插图上图下文的单一格式，出现了全页巨幅、上评中图下文等多种形式，使建刻版画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形成了与徽派、金陵画派鼎足而立之势，被称为“建安画派”。 “建本”的贡献 建阳刻书业的起源，代表着福建省乃至整个中国的刻书业的腾飞；发展，意味着弥补了手抄书籍的费时、费力、抄错和遗漏的不足；繁荣，标志着书籍得到普及，武夷文化得以更广泛、更快捷的传播。在逐步的感知和深入的过程中，我发现了： 一、建本有利于武夷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在雕版印刷之前，图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以至于历史出现了如林鼎之类的知名抄书家。在建阳刻书业繁荣以后，武夷文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统计，在两宋时期，福建的进士较之唐代已是数百倍的增长，多达6869人，而建阳就多达107人，这要归功于建阳刻书业的发展。建阳麻沙刊物“时文册子”曾作为主要教科书在各地官办学校使用，创造了闽北历史上的科第繁荣。 二、建本有利于民众教育的普及 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往往是佛经。但在当时，宗教类的图书在刻书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状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对当时民众教育的普及显然是不利的。而建阳刻书业的崛起，就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状况，打破了自北宋以来宗教类图书在福建刻书业中占垄断地位的局面。建阳地区以刻印儒家经典著作为主，兼顾诸子百家，并出现了面向下层劳动人民的许许多多通俗读物，如医书、类书和文学等书籍。 三、建本继承、发扬了我国古典文化 历史上有许多著作由于战争、水火，以及政治等原因已经失传。而留传至今的大量古籍，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瑰宝。建阳的历代刻书家们在保存、继承和传播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当时建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