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doc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 甘阳 　　为什么“前苏格拉底哲学”竟能不涉政治哲学，而苏格拉底本人则从哲人转变为政治哲人，这是所谓“苏格拉底问题“的题中之义。苏格拉底从蒂欧提玛那里得知爱欲的秘密时似乎还太年轻，…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 　　　　　　——列奥·施特劳斯[1] 一、引言 　　无论从思想学术的意义上讲，还是从社会政治的影响上看，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及其创立的政治哲学学派都是当代西方最奇特的一个现象。这种奇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其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的不对称上，亦即施特劳斯学派对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历来甚小，而对美国政界的影响却似乎甚大。不太夸张地说，所谓施特劳斯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内历来是最孤立、最边缘、最不受承认甚至最受排斥的学派。例如尽管人们公认施特劳斯创立了一个政治哲学学派并与其弟子们编有西方大学用书《政治哲学史》，[2]但我们可以注意到，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专著或政治哲学教科书和参考书都从不提及他的名字。在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场域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内部辩论，还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后现代哲学等的辩论中，施特劳斯的名字几乎完全缺席。[3]这首先是因为施特劳斯学派的治学方式大异于一般西方学术界，他们长期来相当自觉地抱持一种孤芳自赏、独往独来的态势，而与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学术都格格不入。施特劳斯本人几乎从不引用任何当代西方学术成果，事实上在他眼里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学术都早已误入歧途而积重难返。从施特劳斯的视野看，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当代自由主义，还是各种各样的当代左翼学术，说到底都归属同一阵营，即他们都是坚信现代必然胜于古代、而未来必然胜于现在的“现代人”或“进步人”，都属于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民主的官方高级祭司”(the official high priests of democracy)，[4]从而不可能真正切入他认为最重大的时代问题即“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5]施特劳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坚持必须从西方古典的视野来全面批判审视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两者在他那里往往作同义词用）。在他看来欧洲十七至十八世纪的那场著名的“古今之争”或“古典人与现代人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6]虽然表面上以“现代人”的全面胜利为结果，但这争论本身并未真正结束，因为西方现代性的正当性究竟何在，西方现代性究竟把西方文明引到何处去，都是根本尚未澄清而且变得越来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同时认为，虽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几乎伴随现代性本身而来，但从卢梭发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及其后现代徒子徒孙的现代性批判实际都是从西方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西方现代性，因此其结果实际都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从而进一步暴露“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7]施特劳斯由此强调，对西方现代性的真正批判必须具有一个不同于现代性的基地，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必须首先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a horizon beyond liberalism）。[8]而这个超越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基地或视野在他看来就是西方古典思想，特别是他所谓“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的视野。[9]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施特劳斯会与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学术都格格不入，因为显而易见绝大多数当代西方学者都会认为施特劳斯这样一种取向简直是一种“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也因此，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学界基本都把施特劳斯及其弟子看成是学界怪胎而从不认真理会。 　　但不可思议的是，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施特劳斯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最彻底批判的政治哲学，突然被美国主流媒体说成已经成为华盛顿的官方政治哲学，特别是成了美国共和党高层的政治理念。尤其在1994年共和党一举结束美国国会被民主党把持长达六十年的格局，取得在参、众两院都成为多数党的历史性胜利时，[10]美国主要媒体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新共和周刊》以及《纽约时报杂志》等在惊呼美国政治大地震时，都指称当时已经去世二十年的施特劳斯是“共和党革命的教父”，认为这位原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家是“当今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1]不可否认，施特劳斯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确实大量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重要决策部门，而且实际并不限于共和党。在政界地位较高的包括目前小布殊政府的首席全球战略家、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兹（Paul Wolfowitz），共和党军师小克利斯托（William Kristol），但也包括克林顿的政治顾问、自由主义派政治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