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村老人自杀调查.doc

杨华：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 ? [①]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改革30年来，仅1060人的九房村就有24例老人自杀，村民认为远不止这个数，估计要达到40～50例。近二十年，老年人自杀尤为集中和突出，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估计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 自杀在京山农村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社会习惯，人们毫不讳言地认为“老人喝药”是必然要走的路，对此不管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已习以为常，并不把老年人自杀当回事。若是生病，自杀则是病痛的一部分；若非生病，老年人自杀也是可以理解和无伤大雅的。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自杀的文化秩序和地方性共识，即老年人自杀是其生命的自然演绎，是当地生活逻辑的必然结果。本文尝试从村庄的内部视角去探求，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会成为村庄的正常秩序？ ? 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 据2004年卫生部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75 ～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分别比农村平均自杀率17/10万人高5倍和6.8倍，也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与全国总人口相比较，农村老人自杀率也明显偏高。[②]而且，在不少农村地区，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目前，对包括农村老人自杀在内的自杀研究有三种基本的视角：一是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展开的公共卫生视角；二是家庭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三是社会变迁的视角。 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其中以费立鹏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对自杀进行研究，还竭力进行自杀干预。[③]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的自杀状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脉络，但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医学生物学领域，多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着手，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自杀者（包括未遂者）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特征、生活特点、精神病患病率、以及人口分布特征等，并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实际上，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是很难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更难以进入自杀者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 基于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判断，不少研究者从家庭着手，特别是从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出发来理解自杀问题。[④]《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自1996年起就开始关注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并开辟了专栏“她们为什么走上轻生之路”，三年中对40多起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个案进行追踪访谈分析。根据这些材料编撰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一书认为，农村妇女自杀与家庭结构中的公正失衡相关。[⑤]在对老年人自杀的研究中，颜廷健尝试用“丧失”模型对自杀的作用机制做出理解，认为老人遭遇健康、角色、地位、价值以及养老支持和孝道文化等一系列丧失后，处于家庭权力结构的最低端且无力反抗，使许多老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产生否认，最终走向了自杀的不归路。[⑥]李诚和凯博文基于若干个案，认为中国的自杀可以理解为自杀者的反抗行为。[⑦]吴飞通过对“过日子”的讨论来分析中国农村的自杀。他认为人生的幸福取决于家庭生活，而家庭的构成是人、财产、礼仪，人的基本生活过程就是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自杀往往是家庭生活中权力平衡导致的不公的结果。[⑧]该研究的特点是附和西方的“自然的人”，而提出了“过日子”这一概念，并试图以此来提示中国人自杀的特征，并寻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社会科学范式。但是按照吴飞的讨论，就很难理解其他学者研究的最近30年中国农村自杀在特征上发生的巨变，及其在空间上的巨大差异。[⑨]将自杀植入家庭的研究，注重个人—家庭的关系互动和展演，其弱点是对社会视而不见。 将自杀纳入社会变迁进行理解是新近的尝试。这些研究主张从价值观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着手来探讨农村自杀。陈柏峰认为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社会否定，老人的自杀是此种价值失落后的行为，这种自杀表现得很决绝。[⑩]笔者在湘南农村调研时发现，老人自杀是因为对子辈的情感和价值寄托过于强烈，恰巧遇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价值观更迭，年轻一辈出现了对老人的不尊重言行，老人容易产生价值失落感，在湘南农村表现为安身立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的丧失，从而引发老人的自杀潮。[11]从社会结构转型来探讨农村自杀的主要观点是，当农村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妇女的权力意识增强，但没有增强到足够掌握家庭权力，因此其预期和实际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就形成张力，在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中往往处于下风，因而容易造成年轻妇女的自杀。[12]随着整个农村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每个家庭都投入竞争的浪潮，而竞争的压力又往往由男子承担，竞争失败的家庭则将绝大部分原因归结为男人的无能，男子会因承受不了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自杀，且将成为趋势。[13] 以上三种研究取向都从现象的某个侧面、乃至个案来分析农村自杀和探究自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