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资料.doc

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以浙江省小城镇为例 康璞 蒋翠侠 内容提要：本文对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浙江省2009年“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实证比较了传统与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以探索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内在结构与传导机理。结果证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对幸福指数影响的基础地位依然存在，并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影响着幸福指数；收入通过对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等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幸福指数的强度要大于直接影响的强度；各幸福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提高收入向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的改善程度可以有效提升幸福指数。　　关键词：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收入—幸福悖论?小城镇　　作者简介：吴丽民，陈惠雄，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以GDP作为核心评价指标。然而，经验证据表明，GDP指标体系无法全面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国民生活质量，特别是过度强调GDP指标还会引致不良的发展路径：国家过度追求GDP最大化，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单纯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些都使整个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高昂的生态成本、资源成本、社会成本，而这些不是GDP可以充分表达的。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将原来“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表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已经取代单向度的经济增长而纳入国家发展视野，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幸福的增长则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0-2009的20年间，从1510元增加到17175元，增长了1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由686元增加到5153元，增长了7.5倍①。而根据盖普洛咨询有限公司的消费者调查数据，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1994-2004年间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幸福指数1994年为69分，1997年达到71分，2004年却降到了67分②（100分为满分）。收入增加了，但幸福指数却没有同样增加。这种更多的收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就是“收入—幸福悖论”的表现，或者叫“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1974；2001)。　　浙江省小城镇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突出，属于农民“自上而下”的诱致型发展，这一群体的典型性使在其基础上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收入—中间变量—幸福”三元链模型，利用浙江省2009年“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索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微观传导机理及其内在结构，寻求“收入有增长、幸福无提高、资源高消耗”的破解策略，为提升全民幸福指数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基本假说与研究方法，这部分在回顾关于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三个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实证检验浙江幸福小城镇收入与幸福指数关系；第五部分是传统“收入—幸福”模型与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的实证比较；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基本假说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评述　　关于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必然论”、“怀疑论”与“拓展因素观”。“必然论”认为收入增加必然导致幸福。古典经济学把“幸福研究”作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由于幸福的主观性和难以测量性，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偏离了幸福主题，而偏向于既容易定性又容易定量的财富。现代经济学构建于“财富增加必然导致幸福或福利增加”的核心前提上，将研究的重心逐渐偏向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心论”与“GDP中心论”大致反映了这一主张。　　第二种观点为“怀疑论”，即认为收入增加不会必然导致幸福，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呈现复杂的态势。怀疑论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验证伊斯特林悖论是否存在，该阶段研究有四种观点：①收入与幸福负相关（黄有光，2005）；②收入与幸福指数无关(Cummins；1998；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0)；③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呈“倒U型”关系(Seligman et al., 2006)。④幸福影响收入(Diener and Tov，2007)。另一个方向是分析“收入—幸福悖论”产生原因。一些学者从经济学、心理学等角度加以解析，例如Kahneman(2000)、黄有光(2003)、奚恺元(2006)等。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例如陈惠雄(2005)，田国强、杨立岩(2006)等。除此之外，Kahneman的“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与黄有光的“快乐鸿沟”(happiness gap)理论也分别解释了“人的享乐适应”与“收入—幸福拐点”问题。　　第三种观点为“拓展因素观”，该观点认为，除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