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DOC

孝悌与功利：谈谈叶适的孝道观念 四川大学教授、《儒藏》主编 舒大刚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突出代表，也是南宋实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一生讲求实事实利，毕身追求学术的实际效用；主张内修国政，外御强辱，还亲身参加开禧年间抗击北人南侵的战争，取得不可多得的胜利。他的学术，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广有造诣，形成注重“事功”的“实学派”，与肆谈“义理”、“心性”的“理学派”和“心学派”并驾而驱，鼎足而三，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学派，是对中国儒学的重要发展。近时以来，关于叶适上述思想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成绩可喜。但是，作为讲求事功的永嘉学派中人，叶适对道德修养问题态度如何，特别是对传统孝悌观念的认识如何，还未见有人专门探讨。这里，欲结合对叶适《习学记言》和《水心集》的阅读，谈谈他的孝悌观问题，愿识者有以教焉。 　　一、德为人之干，孝为仁之本 儒家本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学派，他们的学术当然要建立在教德、教能上来，也就是说要道德修养和政事成效相结合，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者并举，德行居首，而语言、政事、文学皆其实用，视之为事功亦未尝不可。《易》之乾首揭“元亨利贞”，《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系辞》又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提倡“进德修业”，推崇“盛德大业”，是经亦未尝不言“利”也。义、利本来一体两面，相须而行，亦相须而重。 然《论语》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人们对“义”“利”的追求态度，来衡量君子与小人之分。墨家主张“义，利也”，法家更是重利轻义、以利灭义，仁义遂成虚辞。董仲舒为矫其弊，独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是之后，似乎“道义”与“功利”成了对立之物，重道德修养者羞言功利，重功利者又往往忽视在内的道德修为，故学益偏而德越薄。叶适反对董仲舒将“义、利”、“道、功”对立的观点，也反对朱、陆空谈性道，明确提出“事功”、“实利”，以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但是他是不是就只重“功利”，就忽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呢？回答是否定的，叶适对以孝悌忠信为基石的儒家道德伦理不仅不忽略，而且十分强调，将其摆在诸能诸德之首位。 他说：“治身之义、事君之节，二者君子之极行也。于治身也能谨其小，于事君也能识其大，而君子之行不远矣。”治身即修身，属于道德修养范围；事君即政事，属于事功的范围。叶适认为这两者是一个想修成“君子”的人的最高境界（极行）。如果在修身时从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政事上能识大体、顾大局，这就离君子人格不远了。在治身与事君二者的关系上，叶适认为有本末、先后的区别，他说：“于治身之谨诚，细微无不尽焉，则推而达之，固所以合乎人伦之大义也。岂非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而非偶然幸致者乎？”也就是说，如果能在治身上谨慎修养，无纖毫过失，然后将这一品德推而达于政事，就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亦即治国、平天下。治身是本，是先；政事是末，是后，这其中的轻重缓急、铢两轻重，是十分清楚的。 叶适还在《答省詹书》中明确说：“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宾主之大伦也；慈孝、恭敬、友悌、亷逊，忠信之大节也。”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是为“五伦”。自帝尧令皋陶掌教，务明人伦，在宽；孔子提倡弟子入孝出悌、忠信礼敬、仁民爱物；孟子重申“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明确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长幼有序”，于是重视伦常教育、提倡忠孝仁义，就成了儒家的重要特色之一。叶适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旗帜鲜明地将“五伦”和“孝悌忠信”等道德观念作为人生的“大伦”和“大节”。在他看来，这些大伦大节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是否自然而然地得到贯彻和执行的事情。他说：“所谓豪杰者，卓然兴起，不待教诏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尽。通达无间，而可以显仁藏用者，故孟子谓不待文王而兴，此某所以愿望于朋友。” 正是出于对儒家孝悌忠集观念的坚信和自持，叶适对《老子》非毁忠孝的言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他针对《老子》“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观点，说：“和则不待孝，治则不待忠，其道或然矣。”这或许是初民原始的纯朴状态，但是在后来人类的知识进化、道德退化的演进历程中，这一状态只有作为理想残存于人类的记忆之中了。 面对不和不治、不忠不孝的现实，我们应作何认识，如何评判和处置呢？是怨天尤人，无所作为，消极对待？还是积极有为，提倡忠孝，复归和治呢？或是本末倒置，将不和不治，反而归罪于忠孝呢？显然老子属于后者，他本末倒置地将不和不治的社会，现实归罪于忠孝了。儒家则反是，处理不和不治的态度，是用忠孝来加以治理。叶适正是继承儒家的忠孝观，他批评老子说：“然其所以不和不治，岂为忠孝者致之哉？若舜父母、箕子之君，并以不和不治者集于其身，又将奚咎？老子谓因废道有仁义，因智慧有大伪，而谓家国之乱亦因忠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