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很多学者将福利国家发展看作是工业化或现代化的逻辑发展时.DOC

瑞典学者沃特·科比访谈录 刘 军 2009年5-6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刘军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期间，两次采访了社会研究所（The Swedis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教授沃特·科比（Walter Korpi，1934—）。科比曾任瑞典社会学协会主席（1980-1985）、国际社会学协会“贫困、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委员会主席（1987-1994）、社会研究所所长（1978-1981，1984-1986），长期参与瑞典很多社会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在专业领域有广泛的影响。 刘：看了您的履历后有这样的印象，您一生基本从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主要研究领域是劳资关系，您是如何选择并坚持这个研究方向的？ 科：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军队的一个心理研究所工作了5年，调查军人的各种心理问题，但那时的调研成果并没有发表。后来发生一次金属工人的野猫罢工，就是没有经过工会批准的罢工，金属工会要了解这次罢工的背景，委托我去调查罢工的原因。这次调查使我走进了劳资关系研究领域，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次调研的资料，有一些就发表在我的《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瑞典的工作、工会和政治》一书中。我上大学时就对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感兴趣，我认为社会发展包括一些制度性建设都是人们对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反应的结果，而在各种问题中，工作或劳动对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而这又与劳资关系密切相关。 刘：我在北京的图书馆里见到您的两本著作，一本是《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瑞典的工作、工会和政治》（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1978），另一本是《民主的阶级斗争》（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Swedish Politic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83）。在这两本书中，您都强调用权力资源方法研究劳资关系的重要意义。您能概括地谈谈这种方法吗？ 科：权力资源指一种被个人或群体控制的，可以奖励或惩罚他人的资源。这类资源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如在劳资市场上有两种基本资源，一种是劳动力资源，一种是经济资源。这两种资源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经济资源比劳力资源更容易集中，因为它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资源（无论经济还是劳力）的集中使用会产生更好的效率。因此，雇员比雇主更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否则劳力价值只能取决于资本的需要。社会公民权利因此可以看作是雇员们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生活的风险，也是分配资源斗争的结果。然而，这种斗争不是要用政治反对或取代市场，而是它本身是一种市场政治。也就是说，它要用政治方法修正市场化分配方式。 权力资源方法与马克思的观点很接近，即社会结构的变化是通过人们的合作或斗争，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的结果。这些社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要根据不同群体之间运用权力资源斗争的结果。作为社会经济的阶级构成了各种社会群体分类中的重要一种，其他的还有宗教、种族、职业和行业等，围绕这些分类，人们可以被动员起来进行争取资源分配的斗争。社会动员的程度取决于一种整体的结构性因素。权力资源方法的一个出发点是，作为社会经济的阶级更多地形成了风险和资源分配的差异状况，如在老年、疾病、工伤、失业、贫困、抚养后代等方面。 不同阶级的人占有的权力资源不同，承担的生活风险也不一样，风险与资源成反比。不同阶级必然要借助各自的权力资源进行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资源分配。这就是社会冲突、阶级斗争的原因，只是这种斗争不是街头暴力的，而是在政治领域的民主的阶级斗争。 西方社会在物质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分配资源斗争的结果。然而，资源如何分配，没有一个自然给定的规则或程序。因此，权力资源在决定资源分配的斗争中举足重轻。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工会和工人政党的自然原因。因工人一方承担着更多的生活风险，而只拥有较少的资源，所以他们需要争取更多的资源来抵御风险。任何工人个体无法改变人力资源的在市场中的劣势，这种情况产生了阶级背景的集体行动。代表劳动者的政党往往要求福利改革，以扭转市场分配对劳动者不利的局面。 很多学者将福利国家发展看作是工业化或现代化的逻辑发展，我将福利国家发展视为与阶级相关的权力资源分配斗争和政党政治的反映和结果，因此我对福利国家的关注点在因劳动力市场中资源的基本差异而引起的分配斗争上。 刘：您似乎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您怎么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科：我在了解马克思之前，我成长的社会环境中有很多政治活动，有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党竞争，有工会和雇主的斗争，这些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我在了解马克思之前就关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