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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的发展演变（上） 【内容提要】 “官学中国朝廷直接举办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已经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教育。中央官学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办学宗旨是培养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中央官学在培育人才、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从200万年前开始，远古的人类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发生就根植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学习制作工具的经验和技术就成了人类教育的第一课，原始人在人工取火、采集、渔猎、制陶、战争、祭祀等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传递给年轻人，这就产生了教育，也就是说，教育是原始人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活动，并且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进行而发展变化着。 学校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场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取决于下面三方面的条件： 经济方面的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为社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足以使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物质生产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使脑力劳动者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事教育活动。比如最初形成的部落显贵，不仅把经济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不断增强特权，用世袭的方式垄断知识，从而垄断了文化教育活动。 政治方面的条件：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这些人不可能在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中产生，因此需要专门的机构进行培养，这就为学校教育的产生提供了需求。也就是说，阶级的分化、国家的产生，需要专门的机构培养统治人才来管理国家。 文化方面的条件：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是学校教育产生的催化剂。文字作为学习工具和手段，为学校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客观需要；知识的积累使学校教育有了专门的学习内容，但文字和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专门的场所予以实施，这就使学校教育的产生成为可能。 这些条件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具备，因此，一般认为学校教育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据历史记载，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成均”这样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郑玄在《礼记·文王世子》注中引董仲舒的话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9页）可见原始社会末期已有“成均”这样的大学。 学校产生以后，教育分化成两种形态，一种是专门设置的学校教育，一种是自然生活条件下的社会教化。 二、西周的官学制度 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夏、商学校教育制度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中记载，“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孟子·滕文公上》云“序者，射也”。《礼记·明堂位》又载：“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 《孟子·滕王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校，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12、14页）这些都说明夏、商已有“序”、“庠”、“瞽宗”这样一些学校。 西周的学校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组织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 （一）国学 “国学”是专为上层奴隶主贵族子弟设在天子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由大司乐主持。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修订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8页）由此可知西周的“国学”按儿童年龄和程度分成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设在宫廷附近，大学设在近郊，天子与诸侯的大学名称各异。 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有五学之称，居中为“辟雍”，南是“成均”，北为“上庠”，东称“东序”，西曰“瞽宗”，五学的设立已有分学设教之意。诸侯所设大学，规模较小，仅有一学，以其半于辟雍，故曰“泮宫”。（靳乃铮主编《中国古代教育精粹》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大学的入学资格，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主要是“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者”。（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19页）大学的入学年龄不一，王大子15岁行冠礼，标志着已成人，所以15岁可以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