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润孙教授的清代思想史研究与意义-高师大.PDF

經學研究集刊 第七期 2009 年11月 頁 1~ 19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牟潤孫教授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與意義 丘為君 鄭欣挺  一、前言 清代學術的主流是考證學（樸學、漢學）。作為儒學的代表，考證學在清末時期，由於無 法有效地回應西方帝國主義排山倒海而至的挑戰與壓迫，因而成了眾矢之的。考證學這種低 落的形象，一直要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才有所扭轉。在近代中國主流學術思想界領袖胡適 的看法裡，考證學由於在研究取徑上強調「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因而是中國傳統學術中， 1 最具有科學精神的知識領域。 這個在「五四啟蒙運動」時期的重要評價，稍許扭轉了有二 百六十多年歷史的大清帝國，在政治、社會、經濟乃至學術等各方面皆一無是處的負面印象。 作為一個具有科學精神的知識領域，考證學是以先秦典籍之考索為重心，其崛起主要是 對理學（宋學）的主觀判斷做出批判。的確，考證學強調知識學問「客觀證據」的態度，與 其所批判的理學之「唯心主義」傾向，在研究取徑上確實是涇渭分明的。必須指出的是，考 證學講究「客觀證據」的治學態度，主要是建立在「博學」——儒學的一個悠久傳統——之 2 基礎上， 沒有「博學」作為前提，考證學將只是一個「假知識」。非常簡略地說，高明的考 證學者，其古典考證工作的最後目的，是在「歸納」的方法學上，完成或達到「通則」 (generalization) （或用他們的語言「貫通」）的目標。這個「歸納」的方法學，不是歸納狹義 而是廣義的知識範疇，也就是說，考證學的「歸納」方法學，是與「博學」緊密關連。 弔詭的是，清代考證學卻不是以「博學」作為其知識探索的最後依歸，它的成就，就代 表性考據學者看來，主要建立在知識經營的「專精」上。用近代學術語言來說，考證學是一 門極為強調專業知識(professionalism)與方法論(methodology)的學術領域（就內容而言，當然 還不能與工業革命以後、建立在以高度分工為前提的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專業主義」相提並 3 論，但在知識經營的性格上，無疑已接近近代意義的「專業」精神）。 由於強調專精，所以 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 暨南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1胡適，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胡適文存》第一集，台北：遠東圖書，( 1974) ，頁390-412 。 2 古典儒學對博學的重視，可見《論語》，例如 雍也第六說道：「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子張 第十九 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3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看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尤其是第三章。本書有中譯本，《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 1 2 經學研究集刊第七期 其代表性著作的完成，常要曠日廢時地反覆檢覈。以閻若璩（1636-1704）的代表作《古文尚 書疏證》八卷（1745 年出版）為例，此書找出 128 條重要證據，證明《古文尚書疏證》乃東 晉元帝（司馬睿【276-322】）時豫章內史梅賾所偽作。閻若璩從 1655 年的二十歲青年起對《尚 書》的真實性起疑，到 1693-94 左右完稿定論，已經是近六十歲的老漢，一個重要見解從思 4 索到定型，前後近四十載，不可謂不用心。 另外像段玉裁（1735-1815 ）的《說文解字注》， 此三十卷的註解工程，從 1780 年著手到 1815 年才得出版面世，其經營時間超過35 年，考證 學家對學術之敬業，莫過如此。5 博學與知識的客觀性有關，其意義在於用大量的客觀證據來說明主要論點的正確性。然 而，博學並不是考證學的唯一美德。考證學大師戴震（1724-1777 ）在晚年曾指出：「學貴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