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 读书笔记.doc

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 对病态学假设的反思 作为社工，其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找、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其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来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它提醒我们反思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民间、道德和医疗等层面以病态学为特征的分类方法，抛弃那种“人在受到伤害、经历创伤或忽视之后就会不可避免地为他们的伤痛所痛苦且变成需要可怜的人”的观点。 社会工作如同其他所有的助人专业一样未能幸免于以障碍和疾病为本的思维方式的感染。某种层面上说，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倾向于立足这样的假设：案主之所以成为案主，是因为他们有瑕疵、有问题、有病理和疾病。他们确实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问题和缺陷的。这一取向来源于以往对穷人、被遗弃人群和离经叛道人群的道德瑕疵的确信。现代社会有更加详细分化的术语，这些负面语言的建构影响了我们所要协助的案主的命运。对弱势、虚弱和瑕疵的相信也影响了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案主，以及案主如何看待他们自己，资源如何分配到不同的案主人群。（参阅《文化与交流》讲义的社会身份部分） 病态学词汇背后是一系列假设： 此人有已命名的问题或病态。 诊断标签很容易成为案主的主要身份。比如一个人一旦被表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可能其性格、经验、知识、愿望等另外的因素将慢慢消退，而代之以症状和病症的语言。关于此人的谈话可能不可避免地为疾病意象所宰制，与此人的关系也围绕着这些指称而重构。从某种程度来看这些标签凝固了，个人便经由一个退却和依赖加强过程而成为一个身份异类的人。 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语言。 强化案主的问题导致一系列对案主、案主环境、案主应对环境的能力的悲观期望和预测。进一步地，这些标签有蚕食效应，重复的次数多了，就可能改变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的看法。长远看来，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受压迫者在他们的知识和理解方面屈从于让他们痛苦的人，从而表现出对应付他们生命中的挑战或修复他们自己的能力产生极大怀疑。而ANDREW WEIL（1995）批评其所在的医学领域中那种深层的悲观主义和负面思想，认为，人具有趋向变化、重生和自我康复的倾向： 当我听到医生们以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悲观向其病人传递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要为我的专业感到尴尬。我正在致力于要求医学院要告诫学生语言的力量，并要求医生在与病人说话时要极其小心地措辞。一个更大的主题，是涉及医生更加注意病人传达出来的他们的力量，和以影响健康变好而非变坏、刺激而非延缓自动康复的方式，将这些力量返回到病人身上的可能性。 医生恐怖的医疗预言和可怕归因，强大到制造了病人的焦虑、害怕、抑郁和退缩。这是生物医疗模式所共有的后果，这一模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工作实践。 距离、权力不平等、控制和掌握，标志着助人者和受助者之间的关系。 优势视角认为，那种认为我们具有可采用的以经验为本的或理论支持的技巧是自欺欺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导致了案主与社工之间的距离。距离本身，无论是阶级、特权知识、机构角色或规范位置，都会显示出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不平等。结果，案主的观点或许会变得毫无作用或毫不相干。在讨论“阻抗”是，MILLER（1997）认为： 如果治疗师表达的或者暗示给案主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成立的，或贬低、抵触案主，“抗拒”就会应运而生。毕竟，如果不是受挫，谁愿意想被提及不足、被批判、被评判或感觉要跟随指令？我们所常说的阻抗在很多时候正反映了案主想挽救自尊的努力。因此，某些情况却没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治疗让案主根本没办法去“保全面子”或提升自尊。 环境的脱离。 以病理问题为依据的评估鼓励对案主的个人式的而不是生态式的述说，从而忽略了案主生活的重要因素（文化、社会、政治、精神和经济等）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导致、维持和影响一个人的挣扎、失败或错误。工作者似乎在努力为每一个人找一个合适的诊断代称而实现所谓“个别化”原则，而实质上将案主视为众多之中且没有特殊之处的一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选择性地摧毁或至少忽略情境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并非评估的核心内容，但它们可以很好地显示案主在特定场景下的与众不同之处。它们也可能是表示支持、转变和问题解决的重要资源。 假设所有的障碍都是由疾病导致，于是就假定问题的解决之道必在于此。 认识毒药就找到了解毒的方法。但在人类关系和人类经验世界之中，原因、疾病和治疗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理念忽略了人类情况的复杂和不确定性。这样做，也就是把个人、家庭、朋友、邻居及所有日常生活中涉及的人所可能带来改变的能力和资源抛在一边。 优势视角的哲学原则、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 （一）解放与增权：英雄主义和希望解放基于这样一种可能性理念：选择机会、承诺，和在可能并不明朗的限制中行动。 我们有强大的力量和潜能，其中一些不为人知，一些则埋藏很深、尚未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