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与《白鹿原》家族斗争之比较---毕业论文__精品.doc

【标题】《红旗谱》与《白鹿原》家族斗争之比较 【作者】邓 婕 【关键词】红旗谱??白鹿原??家族斗争模式??比较分析 【指导老师】蒋 建 强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引言 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在中国延展了几千年的家族形式很快就分崩离析，族谱被当做封建主义的余孽扫除，祠堂被改作学校或公所，家族的观念也在一种新鲜的集体生活中逐渐的淡化。但是，家族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仍然是一道瑰丽的风景。这主要是因为那些曾经叛离家庭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成功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我证明的心里需求。正是这种心理需求，使得50年代以后的家族题材几乎都是与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家族题材来衬托和演义革命历史题材，成了这个时期家族题材创作的基本特点与思维定式①。尤其是像《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这样的作家，他们在经历过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搏斗的洗礼后，抱着对一种事业的忠诚与坚信，革命的经历与革命的教养使他们形成了不同于“五四”作家的艺术趣味和感觉，他们更愿意相信革命现实主义的立场、阶级观点和党性原则，相信文学要揭示出革命胜利的前景，当他们进入创作时，会很轻易的把革命胜利的喜悦与百年来民族强悍的迷恋融为一体，造出一种民族历史呼啸前行的艺术形象。矛盾曾说：从《红旗谱》看来，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②，豪放，热烈的叙事，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激情，这不是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特殊之处，而是50年代、60年代在中国形成的一种时代文艺的共同特征。“五四”新文学的悲凉、忧郁和哀愁的情绪，因其不适应这个新生时代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实践而被抛弃，“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作家的那一片沉重的现代忧虑，也被民族新生时的那种喜悦和激情冲刷干净了。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悲凉感来自于旧家族旧中国的重压和现代作家对于民族现代沉疴命运的忧思，那么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忧虑，则是出自于对民族要如何走在现代路上的文学思考。就是这一点上，《白鹿原》的作者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现代性忧虑。一、家族小说的体式特征《红旗谱》与《白鹿原》在小说类型上都可以称为家族小说。概括地说，家族小说的体式特征主要有：（1）以家族为经，以社会为纬的网状结构，从而获得了其深厚的人性，宏大的历史、深刻的思想的统一，展现着持久的艺术魅力。（2）以封闭性家族生活场景为主以开放性社会生活场景为辅的小说空间。（3）以家族隐秘性事件为主的家族史的叙事。（4）将具有非公众性色彩的家族人物作为小说表现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中国家族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即其作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这种家族文化的具体内涵是：（1）血缘。这是家族文化的根基，特别是父系血缘关系，它构成承载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基本框架。（2）伦理秩序与权力分配。中国家族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于，它将血缘基础之上长幼秩序提升为上下尊卑、贵贱有别的伦理秩序，其实质是家族中的权力支配关系，其权力的核心为族长或家长，执掌权力者为男性，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3）价值观念。它是维系家族伦理秩序与权力关系的价值体系，它规范了家族权力系统中各个角色的行为标准，如《礼记》所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③（4）家国同构。家族文化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正在于其以血缘为基础的权力秩序同封建专制国家的权力秩序存在着密切的同构关系。所谓家天下，国之君相应于家之父，国之臣相应于家之子，家族权力秩序放大为国家权力秩序。二、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梁斌和陈忠实都是踏着田埂走上文坛的作家。他们热爱足下的土地，眷恋有养育之恩的故乡，对农民有着一种血脉相通的亲情。他们始终关注着我国农民——民族的命运，把表现农民——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较长期的写作准备，甚至他们创作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触发点也惊人地相似：梁斌遇到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这位老人的三个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个儿不高，额部很宽，……说话膛音很大，腿脚矫健，给人的印象非常精干、智慧。”这就是梁斌塑造朱老忠形象的开始④。陈忠实酝酿《白鹿原》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向他介绍了一个族长似的人物：“这人个子高，腰总是挺得端直直的，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街巷里头去了。”这不足百字的介绍给陈忠实构思中的族长白嘉轩的形象注入了骨髓⑤。于是，朱老忠、白嘉轩的形象，《红旗谱》与《白鹿原》两部巨著，经过作家反复酝酿、精心设计、艰苦写作，辉煌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家庭事宜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组成的社会单元。家族则是以统一血统的几辈人、多个家庭组成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肌体的基本细胞，家庭、家族与社会的安定或动荡、民族的振兴或衰亡修戚相关。梁斌和陈忠实不约而同地把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