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丽案的思考.doc

对梁丽案的思考 案情介绍： 案件的主角梁丽，女，今年40岁，是河南开封人，被刑拘前是某清洁公司员工，负责深圳机场候机楼B楼出发大厅的清洁卫生。案件发生在去年12月9，事发地点是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二楼出发大厅。当天上午8时20分左右，梁丽如常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当她第一次走到19号登机柜台时，看到垃圾桶附近有两个女乘客带着一个小孩在嗑瓜子，她们中间有一辆行李车，车上放着一个类似方便面箱的小纸箱。过了五六分钟，两位旅客急急忙忙跑进安检门。梁丽第二次来到19号柜台垃圾箱旁，看到那个小纸箱还在行李车上，以为是她们丢弃的，左右看看也没有人，就顺手把小纸箱当作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继续在大厅里工作。约9时左右，梁丽走到大厅北侧距案发现场约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告诉同事曹某称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先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 上午9时40分左右，梁丽和其他清洁工聚集在3楼一起吃早餐，其间梁丽又告诉大家其捡到一个纸箱，比较重，可能是电瓶。这时另一名清洁工马某就提出去看一下，如是电瓶就送给他用于电鱼。 于是马某和曹某就到楼下放纸箱的残疾人洗手间，打开纸箱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两人取出两包首饰一人分一半后就离去了。快下班时曹某看到梁丽，告诉她捡到的纸箱内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梁丽不相信，来到那个洗手间从纸箱拿出首饰查看，并拿一件首饰让同事韩英拿到大厅内的黄金首饰店询问。韩英回来告诉梁丽，这首饰和首饰店里所卖的黄金首饰是一样的。梁丽以为韩英跟自己开玩笑，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没人要，顶多是从路边小摊买的假首饰。反正是捡的又不是偷的，不如下班拿回家给小孩子玩或送给亲戚朋友。中午下班后梁丽就把小纸箱带回自己家中。 到了下午4时，梁丽同事曹某在她出租屋楼下喊，说你捡的东西，人家失主报警了。梁丽告诉曹某，说明天上班交上去不就行了。傍晚约6时左右，两个人来到梁丽家，说他们是警察，问她是否捡到一个纸箱。梁丽确认他们真是警察后，就主动从床下拿出那个纸箱交给他们。警察把梁丽一家人带到派出所。 原来，当天上午9时许，机场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叫王腾业的男子报案，说自己是东莞市厚街镇永泰东路金龙珠宝公司员工，早上8时许在19号柜台前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他贵重东西不能托运，他于是马上到距离19号柜台22米远的10号柜台找值班主任咨询，却把装有14公斤黄金首饰的纸箱放在行李车上，而该行李车就停放在19号柜台旁边的垃圾桶处。10分钟后，当王腾业返回原处，发现纸箱不见了，便急忙向警方报警。 当天晚上，机场派出所便衣民警分别在梁丽、曹某、马某处找回了这批黄金。经鉴定，在梁丽处找回的首饰均为足金首饰，总重13599.1克，价值人民币2893922元；在曹某、马某处找回的黄金首饰分别价值106104元和66048元。 关于梁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梁丽构成盗窃罪 广东嘉辉律师事务所卜伟松律师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从主观方面、主体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方面，梁丽的行为都严重触犯刑法，涉嫌构成盗窃罪。即使如梁丽所说，误认为是旅客的遗忘物而取走，最开始对其价值判断存在认识错误，但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在有证据表明这是价值特别巨大、属于别人的财物情况下，仍然把纸箱取回家收藏，即使对象认识错误也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事先搞错，事后取财，也是要定盗窃罪。　　　　广东海信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嘉认为，梁丽的行为肯定触犯刑法，但是属于职务侵占罪。田嘉解释，装金纸箱首先是东莞市厚街镇金龙珠宝公司的财物，该公司与深圳机场的运输合同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消费服务合同的关系，运到机场内，机场对属于旅客的财物有安全保障义务和临时管理的义务。 　　梁丽是受清洁公司劳务派遣到深圳机场的清洁工，她与机场之间形成工作关系，她与清洁公司形成的是隶属的劳动关系。其在机场内从事清洁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侵占该机场所有或者持有的财物的，可以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如果不是清洁工，她就进不到机场，她去捡拾行李车的物品并储存在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并拿回家，用到了职务和工作之便。　　　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尹恒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梁丽有盗窃或侵占的犯罪故意，故梁丽理应是无罪。梁丽取走该纸箱的整个过程不属于“秘密窃取”，也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从中午梁丽将纸箱拿回家，到案发不过短短几个小时时间，当曹某告诉她说失主报案了，她立即也说道“明天交”。警察一去，她马上将纸箱交给警察了，并没有拒不归还，或者拒不承认。对于这种行为人没有以所有人自居处分财产，仍然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