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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评诗专著，它对汉魏至南朝、齐、梁时代的五言诗进行了分等品评，对我国诗歌理论的批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诗品》和《文心雕龙》常常被人们称为南朝文学批评的两大著作。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云：“《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这一精辟的概括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总结《诗品》的文学批评价值。长时期以来，虽有不少学者对《诗品》进行译注、分析、讲疏，但对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价值与贡献阐述得不够，至少还未能较系统的认识它。 　　一、品评的意义及方法 从汉末的三国鼎峙，晋代的十六国割剧，到以江为界的南北朝对立的二百多年间，“因国土之分裂，与种族之殊异，排挤凌轹之端，播为风气，率其推衍所至，久而弥炽。”〔1〕正如许文雨先生所说， 当时是“竞争正统，指斥僭号，矜尚门地，区别流品，既悉为当时政治风俗之例，则其他文化学术，有不蒙其影响者乎？”〔2〕就在这动荡的社会，多层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为自己争得独立的地位，而角逐于这场纷争之中。其中五言诗的掘起，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文学觉醒的标识。 从晋到齐梁时代，门阀贵族不仅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垄断了文坛，像南朝的宋明帝、齐高帝诸子及梁武帝父子等人，都很重视文学创作。但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需要，尽管诗歌这种文学样式，从传统的“诗言志”樊篱解放出来，自觉不自觉地在反映人生的价值、地位方面已展端倪，可作为诗坛的一些贵族子弟及无聊文人，受当时统治者只重视书本知识，忽略社会实际的影响，出于“耻文不逮”的目的，把作诗与写字、下棋同科，并无真情实感。钟嵘揭露说：“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3〕结果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稍尚虚谈”，“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经》；有的在诗中堆砌典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正如肖子显所评，所谓“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则缉书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构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4〕钟氏的《诗品》是继刘勰《文心雕龙》后，针对当时诗坛“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不良风气而成的。如果说钟氏用辛辣的笔调描述了那种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丑态，莫不如说他在以前所未有的批评家胆识，力图扭转颓风。为了驱散诗界“淄渑并泛，朱紫相杂”的迷雾。他的最大愿望是能继刘士章（南齐人，刘绘）未完成的文学批评事业。做到“校以宾实”，从而使每位诗人的作品，得到客观、中肯的评价。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钟氏不满意“不显优劣”，“曾无品第”、“准的无依”的混乱局面。过去的文论，因为“没有对作家、作品进行品评，失去了文学批评对创作的指导作用。”〔5〕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陆机、李充、王微、颜延之，挚虞诸家的著作，只是“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做为谢灵运所编的《诗集》，张隙所撰的《文士传》也是“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可见，钟氏作《诗品》的目的，是想在诗坛批评与创作中，“辨彰清浊，椅摭利病”，也就是显优劣，列品第。书名《诗评》或《诗品》，就体现了钟氏的这一品评宗旨。 就五言诗的品评方法而言，钟嵘仍采取评选和品第两种方法。郭绍虞先生说：“就评的态度言，《诗品》虽不同于选集，但是与以前选集的旨趣和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序文所举警策之例，也就可以作选集看。”〔6〕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在当时选文评论的风气较盛， 如肖子显《南齐书·文学传略》所举“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以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其方法、格局与钟氏序文警策之例相同，都受挚虞、李充诸人选集的影响。但是，钟氏的评选虽然着重五言诗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可并不忽略作品的风格同作者经历的结合，例如，评晋太尉刘琨说：“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另外，钟氏的评选很注重作品产生的继承性方面。在他看来，每位作家的作品都是有渊源的，即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郭绍虞还说：“就品第的态度讲，《诗品》是很受《汉书》九品论人以及魏时九品官人的影响的。《诗品》和以前批评风气不同的地方就在显优劣、有品第。”〔7〕郭先生的解释是有根据的。 正如《诗品序》所云：“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不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评而博瞻；颇曰之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隙《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这已经把话说到家了。钟氏的《诗品》自然要以显优劣，分等级的品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