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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牺牲 Nation and Sacrifice （日）高桥哲哉著 徐曼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日历史问题译丛，2008年8月第1版 佛教学者高神觉升所著《靖国精神》（1942年发行）一书中有下面一段说教。 靖国精神，在战争时，不仅仅是只有军人才有的精神，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是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应该坚持的日本精神。怎样做才能发挥靖国精神，归根结底是下面的话： 为祖国欢喜地流血， 为社会欢喜地流泪， 为自己欢喜地流汗。 想来，只有用那血、那泪、那汗，才能在东亚的天地、在地球上，迎来光明的和平之春。 …… 普通的死，受到的只是同情绝不是尊敬、感谢。 遗属们承蒙为君国捐躯的儿子、丈夫而受到他人的莫大感谢和尊重。 所谓靖国精神，是和缓国家，平息国家的精神，就是平息保护国家、镇护国家的心灵。而正是这个和缓国家、平息国家的精神才是平息和缓世界人们的心灵，也就是世界一家。即八纮一宇的我们的肇国精神。 1938年发行的草声弘的《受验修身课讲座》（译者注：接受考核修身课讲座）可以看到当时教育“日本国民精神”的情况。引用如下: 若要把握自己的国民精神，我们用“自己供奉”（贡献自己）可以略微表现；就是向上、向公、向精神之本贡献出自己一切的精神：奉公的精神，皇运扶翼的精神，“大公无私”的精神，“克己奉公”的精神，古人的“为大君死无反顾”的颂扬精神。…… 这种自己供奉的根本就是把自己奉献给大君之心。 所以，所谓“靖国精神”就是日本的“国民精神”=“日本精神”，其本质就是：“为君国捐躯”的精神，“为祖国欢喜地流血”精神，为天皇和国家贡献自己的“牺牲精神”。 河上肇“日本 独特的国家主义”（1911）中，把国家=天皇称作绝对者=神的日本人的国家主义说成是欧洲没有的“日本独特”的“国教”。事实上，“国教”不仅不是“日本独特”的，而且是巨人化的西方控国家所共有的。 可以说，把国家作为神信仰的国民的宗教=“国教”支持着国民国家的存在。 2004年作为“初诣”，他在元旦参拜了靖国神社，当时在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小泉是这样说的： 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行战场，在战场上战死都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 因此，对过去的战殁者献上敬意和感谢的同时，保证今后日本绝不能再发起战争，在和平和繁荣中，可以开始进行各种改革。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去参拜的（首相官邸网页） 把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说成是建立在合祀在靖国神社的战殁者“崇高的牺牲”基础之上的说法，在逻辑上就成了正是承蒙旧日本军将士的战死和他们战死的功绩，才胡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正是承蒙战殁者的“牺牲”和他们的功绩，才使战后的日本能够享受到“和平与繁荣”，所以这个“牺牲”就是“崇高”的，因此应该献上“敬意和感谢”。 …… 如果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真的是由日本将士的战死带来的话，那么战死就是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战死就这样被国家正当化了。 战败后不久，永井隆把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冠以“宝贵的牺牲”这一修辞，虽然这对浦地区的天主教徒忍受原子弹惨祸的苦难发挥了显著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否定的是，这个逻辑不仅封杀了追究美国、美军的责任，也封杀了日本国家和天皇的责任。很明显，用“牺牲的逻辑”来“圣化”死和残忍，起到了抹消战争责任的作用。 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声》是一部纪实小说，时任长崎医科大学物理疗法科部长，是一位积极从事治疗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医疗组的负责人。他本人也是遭到原子辐射的受害者。他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为许多遭到原子弹辐射的受害者治疗，把遭受原子弹爆炸的真实体验写成各种各样的有事发表，使许多人深受感铭。人们当时送给他几个称呼，其中有“原子野的圣者”；因为原子弹的投放地是长崎市北部的浦上地区，所以也有人称他为“浦上的圣者”。之所以对他使用“圣者”一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 中曾根首相于参拜前的7月27日在第五次自民党轻井泽研究会上这样说： 美国有阿灵顿，苏联也有，在外国都有无名战士之墓，都有国民向为祖国捐躯的人们致谢的场所。这是理所当然的，否则谁还肯为国家献出生命呢？ …… 国民“为祖国捐躯”是因为“有国民向为祖国捐躯的人们致谢的场所”。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所，究竟有“谁还肯为国家献出生命呢？”从国家，当政者的立场出发，可以说，为了培养出“为祖国捐躯”的国民，必须要有这样的场所和仪式。 勒南的通过每天每个国民投票，选择“自己是法国国民”的这个主张，是在意愿上建立国民的集合体的想法的典型。而另一方面，菲希特提出以德语、“说同一种语言”的既存事实，以及其他背后的“种族上的德意志性”为国民观念。按照现代国籍法的模式来看，其对比性就在于：法国是属地主义，德国是血统主义。 “战争的正义”和“战争中的正义” 一方面，侵略他人的国家领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