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下嫁之谜.docVIP

太 后 下 嫁 之 谜 李 国 文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胡适给孟森一信:“《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随后,孟森回胡适一信:“惟因摄政王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以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城里两位学者的通信,现在读来,其彬彬有礼,其翩翩风度,让我们感受到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学”和“养”两方面的高度。不过,胡适之的质疑,孟心史的反诘,对于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清世祖之太后孝庄下嫁摄政王的说法,究竟是有是无,读者还是不得要领。先是孟森在送胡适一阅的这篇文章中说到,连清初东南抗清义士张煌言,还为之作诗“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予以讽刺。虽然这件事,沸沸扬扬,世人尽知,大江南北,耳熟能详,但孟森,由于不见于正史,心存疑问,故尔向胡适讨教。 其实,这件疑案,只能有两个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持正方观点者,认为多尔衮极其好色(非一般的好色),孝庄为巩固其子福临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这位强人,通过婚姻手段,实现政治结盟;持反方观点者,认为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造成满汉民族之间的抗争,那些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那些持抵触情绪的民众,便努力抹黑新兴政权。恶意丑化多尔衮与孝庄过从甚密的关系,无中生有,制造谣诼。孟森是否定论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则无有也”。然而,事实上,在清代顺康两朝,这个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传闻”,也就是如今所谓的“小道消息”,基本上是“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妇,凡爱述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这既是中国老百姓在一种高压政治下的反抗行为,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得了统治者而统治者也无可奈何得了老百姓的抹黑行为。孟森乃学者,学者重史料,轻传闻;重文字记载,轻口头文学,遂撰文析驳。对这种“不轻置信”治学态度,胡适表示“至佩”。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认可孟森的观点,这就是学者同时还是文学家胡适的风格了。从顺治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将“叔”字去掉,迳称为“父”,并非口头文学,而是见诸诏书的。孟森认为这个“父”,乃“尚父”之父,是臻于极致的推崇。胡适觉得这个说法,“不免”牵强,因为对多尔衮所立下的不世功劳,进行无限拔高的办法多得很。也许满洲的“国语”,词汇不那么丰富,而汉语中这类拍马屁的词汇,要多少,有多少。由“叔”而“父”,只是改了一下称呼,就作为回报“大勋劳”的“殊礼”,别说大师胡适不信,即使老百姓也不会多么看重这份空头人情。一字之改,兹事体大。第一, 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明其妙。第二,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第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族,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三种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第一, 父死母嫁,第二, 同宗继祧,第三, 结拜干亲。对福临来讲: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有诗:“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与孟森文中所说“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妇,凡爱述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的太后下嫁,决非空穴来风,平地而起,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这份公诸天下的《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让孟森颇费口舌。他的论点是,因为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这个“父”,孟森认为“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种牵强之至的解释,当然说不服胡适。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裂土分茅,莫与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为“尚父”,恭之曰“仲父”,除非多尔衮一时性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据章开沅氏《清通鉴》,顺治四年七月乙巳(初六日):“摄政王多尔衮谕示,前令辅政德豫亲王(其同母弟多铎)、和硕郑亲王(其堂兄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豫德亲王与闻。”顺治十二月丙申(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