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仰食租税传统.doc

川人“仰食租税”传统与投资取向 多年前，常听老父言及，新中国建立前夕，祖父祖母本来已经准备了一笔钱，想在当地买上一些田土，然后再租给别人栽种。没想到，解放后，这个事情就只好作罢。不过倒是免去了“地主”成分，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这虽是一个个案，但不少资料都记载着四川人求田问舍和仰食租税的传统，而且这传统至今还影响着川人的许多投资取向。结合搜房国际投资型酒店的征文，不揣浅陋，谈一谈川人在投资方面的一些表现，欢迎批评指正。 乡村求田：保财富传子孙 在四川，不用说富裕殷实人家，就算一般的平头百姓，都有着买田置地的传统。“有田业者，除纳正加各赋外，所得亦较他省为优。凡有余资者，几无不以求田问舍以为安置之法，缘是买田宅者，亦视他省为多”这是清代的周洵《蜀海丛谈》里的说法，意思是当时四川在田土、丁赋等赋税方面比其他省份要轻，因此，很多人有了钱，大多买田置业，当起翘脚老板。 这种靠祖业传家的历史还可远追秦代，当时的川东，出产丹砂，有个叫清的巴郡寡妇，家里的祖辈就遗留下了丹砂矿穴，她就靠着丹砂“擅其利数世”，凭借着强大的财富，“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避免了寡妇门前是非多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巴蜀地区妇女，不但参与生产，还参与管理的一个例子，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寡妇清传承丹砂矿的做法，和现在一些“矿老板”把矿传给后代，可谓同出一辙。从秦汉以降，四川地区虽经多次兵燹，但也有多次承平之世，如宋代和明代，四川经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过由于明末的战乱，四川的经济基础几乎摧毁殆尽，所以有借鉴意义的考察当从清代开始。 清代，四川的赋税比其他省份较低，这个现象由来已久，其主要原因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朝廷鼓励从湖广等地来的老百姓大力开荒种粮，在赋税上采取了不少优惠政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四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当时在榛莽丛生的四川大地，开荒是件很辛苦的事，胼手胝足，风里来雨里去，才能获得能维持一家生计的土地。耕耘多时，才能成为熟土。因此，土地对新移民来说，弥足珍贵。加上四川地处内地，农村经济的外向性较差，不像中原、江南和沿海地区商品贸易发达，资金流动性也大。因此在乡村的靠“力农致富”的人，一般都迷信田地增值的稳定性，只要有了余财，必然首先考虑置地。如《合江县志》云，“人既富裕，利相什佰，则置产业，仰租而食，不劳而获，赡身之外，兼贻后昆，故买田园、长子孙为县人毕生勤奋之事业。”这样看来，川人仰食租税还有将田地传之子孙，利于家族发展的宗法制度下的考虑。 城镇问舍：求增值多食利 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时，成都除了机器制造局、造币蜀厂、白药厂、机器新厂、劝工总局、制革官厂、火柴官厂、肥皂官厂、官报印刷厂、学务公所印刷厂几家官立机器工业制造厂之外，商办的电灯公司、攻木公司、造纸公司、织布厂等寥寥可数。但“官办者资本较丰，而管理者半无学问。商办者资本不裕，而经营者时现恐慌。”这样的条件下，一般城市里有余资者，都不敢轻易把钱投往现代实业。 不过成都作为西南的商贸中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肯定就有对各种商品的不同需求，这就为成都乃至四川的行商们提供了机遇。秦并巴蜀时，成都的街道按照咸阳的规格打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之后更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集，纤丽星繁，”在清末，成都一带的猪鬃、烟叶、花椒、以及五倍子等中药材，就大多销往省外或国外。而川内的盐、茶、粮、棉布、丝绸、竹制品等等成为了行商者们赚钱的依托。宋代以降，成都就有花市、药市、蚕市等市场。加上从秦汉以来就有的南丝绸之路，行商者们的足迹遍布全川以及周边的云贵康藏等省份。据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清代前期云南“县属买用川布，计价银二十万两，由于本地不织布匹，是以大利归于川省”。在鸦片战争前后，商人们的活动更加频繁，很多县志都记载了当地一些靠长途贩运起家致富的人的情况，如《南溪县志》就记载，有一个姓罗的商人，从四川运糖到湖北、湖南出售，返程时买棉花回川，再把棉花制成布匹，卖到云南以北的地方，很快就成了远近知名的富商。这么多的行商把物资从外地运进川来，就需要更多坐商进行分销，因此，沿街的铺面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东西。在老家时就常听到老人谈起某富户，以“某半街”称呼——意思是他买下的铺面占了半条街之多。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历经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各级官吏又层层盘剥，对商业来说，众多捐税、厘金使中小商户喘不过起来，相对来说，商铺的收入还比较稳定，这就为富户们大规模的购买商铺提供了理由。又加之农村大量的土地兼并之后，失地农民涌入城市，需要租住房屋，这也使很多富户包括部分城市居民，都盯上了这个市场。这部分人逐渐靠租出不动产维持生活，就像《功夫》里面的包租公包租婆，真正的“仰食租税”，逐渐变成“食利阶层”。 当然城镇的富户也会购买田地，收取地租。有些富商大量购买田地动辄几千上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