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首富”胡雪岩的倒掉.doc

大清“首富”胡雪岩的倒掉胡雪岩收购生丝的所动用的资金，无论是普遍认为的2000万两，还是上文推断的570万两，有一点可以肯定，其财务成本不可能很高。 因为，胡雪岩有着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那就是他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中的存款，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为了结交权贵，胡雪岩有可能以高息支付给这些特殊储户。但是，在阜康钱庄中占据主流的，是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这些资金的成本是十分低廉的。 这正是胡雪岩被后世津津乐道之处。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黄马褂、红顶子等政治荣誉外，政府公款的代理权，成为他获取低成本巨额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不仅“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更为重要的是，这双鞋的主人（政府）根本就不在乎鞋被谁穿了、穿多久、穿多破。 深谙此道的胡雪岩，不仅“穿别人的鞋”，而且还“戴别人的帽”——他把自己的生丝投机生意，包装成为抗击西方经济侵略的经济卫国战争。“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赖利之。”（《异辞录》）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生丝的国际行情，并没有操纵在洋商手上，而是操纵在中国的丝行手中。这些中间商一面压低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一面抬高外贸售价，两头获利。随着18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量蒸汽轮船投入中欧航线，欧洲市场的生丝囤积量大为下降，同时，意大利等地的生丝产量也大幅提高，才导致生丝的定价权转移到买方手中。 胡雪岩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定价权转移，归咎于洋商的“经济侵略”，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收购的便利。而在收购过程中，他在江浙两省白道、黑道上的过硬关系，成为保驾护航的主要法宝，成功地囤积了大量生丝，推高了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 如果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捐给国家——显然，他并无如此计划。 胡雪岩的囤积，的确令他自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谈判地位。外商们愿意加价收购他手中的生丝，根据并不可靠的野史说，这一加价幅度高达800-1000万两，但距离胡雪岩心目中的价位，还相差200万两，因此胡雪岩没有松口。 怡和洋行的档案表明，在1883年4月、8月，他们两度与胡雪岩接洽购丝，胡不肯让步，“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10月9日胡雪岩才“卖”了2000包给怡和，却不是单纯的销售，而是合伙经营（Joint account）——单价定价380两，但胡只卖一半，保留一半的股权，待这批丝出手后再与怡和洋行平分利润。这当然并非转卖，而是合伙。 更为吊诡的是，11月中旬，胡雪岩欠汇丰银行的一笔10万两到期，宁可续贷，也不愿意卖丝。续贷的10万两，由汇丰银行先交怡和洋行，再由怡和洋行借给胡雪岩，总的年利息为一分（10%），汇丰得八厘，怡和二厘。这其实是拿2000包生丝的预期收益作为抵押，从怡和洋行融资。这说明，一、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已经出现问题，二、他对生丝的行情依然看好。至于高调的所谓对抗洋商，则早已抛倒了九霄云外，胡雪岩考量的只是经济利益，与洋人是又对抗又联合，无关民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