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民族识别原则的转变胡鸿保张丽梅-社会学视野.PDFVIP

刍议民族识别原则的转变 胡鸿保 张丽梅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100872） 内容提要：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族识别取得卓著的成绩。1980年代之后， 一方面实际工作仍在进行，另一方面费孝通等民族学家也对此项活动做过不少理 论总结和学术反思。本文以近年贵州黎族的生成及对穿青人身份归属的一种建言 为切入点，探讨两个不同时代民族识别标准的差异，指出当前工作中观念已经发 生很大变化，“主观意愿”的权重相对于“客观标准”而言，有上升的迹象。至 于对实践中产生的结果如何结合国外思潮进行新的理论提升，则尚有待民族学家 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关键词：民族识别，认同，黎族，土家族，穿青人。 一、呼唤《族籍法》，反应冷淡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实地调查资料，贵州侗族学者石开忠撰文指出， 在一些民族中存在一定比例的错报民族成份的人口，其中典型者有贵州的黎族、 京族、独龙族、高山族、东乡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彝族，以及湖南白族 和云贵两省的土族。在此基础上，石开忠分析了民族成份错报的三种情况：1） 将民族自称错报为与之读音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民族成份，如布依族的自称“水 家”、“夷家”易误报为“水族”、“彝族”；2）将民族他称错报为民族成份，如贵 州“高山苗”申报为“高山族”，居住在县城东边一个乡范围的苗族申报为“东 乡族”；3）将未识别民族的名称报为与其相似或相近的民族成份，如贵州的黎族、 京族、独龙族、仫佬族分别由未识别的“里民”、“南京人”、“龙家”、“木佬人” 错报而来。鉴于此，石开忠提出两点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对有关“民族”知识的 宣传教育工作，二是制定《族籍法》，使民族成份的变更和申报有法可依。唯有 双管齐下，才能既避免“民族”知识欠缺导致的“无意”错报，又杜绝实际需要 与利益导向的“有意”错报。（石开忠，1995）然而十多年过去，学界及政府有 关部门对于《族籍法》反应冷淡，难免让人对其可能性产生质疑。个中因由，可 第 1 页 共 10 页 从我国民族识别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疑难中窥知一二。 二、官民对话：从打造“56”到定格“56”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平等方针的感召下，许多族体和地方共同体纷纷 提出自己的“族名”，要求承认其民族地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自报登记 的民族名称达 400 多种，自称、他称、支系名称、汉语译称与地区性习惯称呼混 杂在一起，不利于民族政策的真正落实。为了弄清楚这些要求识别的人们共同体 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究竟是一单独的 民族、还是某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民族识别工作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比较、识别和归并工作，民族工 作者和民族学科研究人员于1954年前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1954年到1964年 间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此后，1965年，确认珞巴族为单独民族；1979年，确 认基诺族为单独民族。至此，“56 个民族 56 朵花”的基本格局已然打造完成， 但民族识别工作并未因此而宣告结束。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识别 工作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旗帜下恢复开展，重点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 族成份予以恢复、更改，以及对一些要求识别为少数民族乃至单一少数民族的人 们共同体进行辨别、归并，但总的民族数目却没有再增加，民族识别由“打造 56”走到了“定格56”。 三、辨异与靠谱 新时期民族识别政策的落实遇到了问题，实践者一方面要在相邻的地方族群 之间依据文化差异来划界，即“辨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确定族群身份时比 照已经存在的民族名单来进行“有限制的选项”，即“靠谱”。于是族群的“自称” 与“他称”间的协商较诸前一阶段更为困难。 首先让我们看贵州“黎族”生成的例子。 第 2 页 共 10 页 众所周知，黎族自古以来就生息在海南岛上，岛外没有黎族的成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