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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监狱在押罪犯减刑权利的程序保障 　　(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存在严重的欠缺和法条分布的不均衡。即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以及审判程序，规定的比较详细完备，共124条。占刑诉法225条的55%。但是，执行程序却只有17条，只占刑诉法总法条数的7、6%。这17条执行程序是针对全部已决犯犯的。仅从监狱关押的罪犯看，涉及监狱中关押的罪犯的执行程序的，只有8条，占刑诉法总法条数的3、55%，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已决犯是关押在监狱中服刑的，这8条执行程序远远不能涵盖监狱刑罚执行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减刑也不例外。 　　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减刑，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减刑条件)。第七十九条“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于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第八十条，规定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计算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减刑、假释“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条件。第三十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减刑案件的审核裁定期限(一般情况一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个月)。裁定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一条，规定了死缓、无期徒刑情况减刑的审核级别限制(监狱管理局)和裁定法院级别限制(高级人民法院)。第三十四条，是不得减刑、假释限制及人民检察院抗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织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从三法(刑法、刑诉法、监狱法)有关减刑法条的内容看，减刑程序过于简单、粗糙。 　　各监狱在办理建议减刑案件时，具体操作程序大致如下：分监区在每年的十二月份制定第2年分监区的年度罪犯减刑计划，干警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区，监区制定监区第2年度的监区年度罪犯减刑计划。监区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狱备案。第2年开始后，分监区按减刑计划，逐批填写《对罪犯依法处理集体讨论记录》，制作减刑材料，报监狱政科初审。狱政科初审通过后，交监狱减刑会议讨论，填写《监狱会议记录》，通过后，由狱政科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并将全部减刑材料上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核后，在监狱开庭，宣布减刑裁定。 　　(二) 　　以上这一减刑的操作程序，存在以下不足： 　　1、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完全由监狱一家包办。 　　虽然监狱的减刑会议有驻监检察室派员参加，减刑材料需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并裁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多年以来，上报减刑案件被否决的微乎其微。监狱包办减刑，带有明显的行政命令痕迹。 　　由于监狱法规定的可以和应当减刑的条件过于空泛，因而，各监狱都自行制定了一套考核、奖惩罪犯的规章制度。如计分考核、分级管理等等。一般情况下，罪犯经这些制度的考核，达到某些标准，符合“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才有可能获得减刑。然而，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奖惩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却是不可诉的。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监狱法没有规定和保障罪犯的行政诉讼权。罪犯对于监狱的行政考核与奖惩无论公允与否，必须接受，因为“是强制改造”。这是监狱考核、奖惩罪犯的惯例。否则，就会被以“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受到教育、批评、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监狱法应当减刑规定的条件过于苛制，大量的是“可以减刑”案件。“可以”在司法解释上就存在“不可以”情况，因而，减刑带有随意性空间。而行政奖励是司法可以奖励的前提，行政奖惩的不可诉性，导致罪犯在受监狱考核过程中，“队长给你几分就是几分”，基本权利缺乏程序保障。 　　2、在整个减刑的全过程中，罪犯个体主张权利，无任何必经的程序来保障。罪犯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 　　从减刑的全过程看，从制定减刑计划到减刑集体讨论，从制作减刑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是由监狱包办的，这种包办，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行政命令的意志。 　　依据监狱法，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那么，罪犯在监狱通过什么程序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样的程序，迄今没有。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减刑是由监狱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罪犯不能说：“依据监狱法，根据我的表现，现申请减刑”。 　　从另一个方面，被减刑后认为不公平的罪犯也不能说：“我减刑减亏了”，不能提出异议。一但哪一个提出，就是“表现不好，思想不稳定”，“下次不给他减刑”。这也是监狱工作的一个惯例。没有任何不服后的申辩、申请复核、申请复议、申诉、公示质疑、乃至听证程序。 　　任何罪犯在减刑的全过程中，没有任何程序保证他们发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