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吸引优质医学生源.doc

　无论是在我国古代还是在国外，医生都是受人尊敬且收入颇丰的职业，曾经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可能去学医。近年来，医生这一职业的吸引力却在消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柳叶刀》、《英国金融时报》等国内外重要报刊均有报道[1-4]。除了医患关系紧张、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工作压力大等原因之外，我国医学学制学位繁杂，院校教育及毕业后教育脱节并互不认证，造成医学生培养周期过长，临床实践存在“违法行医”风险，这些因素都在无形中极大消磨着优秀高中生的“学医热情”。而优质生源、高质量医学生、高水平医生三者依次关联，优质生源的流失直接影响医生队伍质量。 　　因此，创新医生培养体系，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医生培养路径，在教育层面，是吸引国内优质生源学医的关键之举，在卫生层面，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同质化、高水平的医生，有助于推进我国分级诊疗制度，逐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促进国民健康和社会稳定。 　　一、创新医生培养体系 　　在教育部和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期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复旦大学等高校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师培养模式，即5年本科教育加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5+3”模式，在创新我国医生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方面从理论上构建了以临床实践能力为核心的“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界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同时具备住院医师和研究生的“双重身份”，实现了“研究生招生和住院医师招录、研究生培养过程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学位授予标准与临床医师准入制度”的“三个结合”，合格研究生毕业时可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简称“四证合一”。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通过上海市政府统筹资源配置，建立医教协同机制，着力于医学教育发展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紧密结合，着力于人才培养模式和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突破，着力于医学生职业道德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显著提升，着力于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明显加强，创新临床医师培养机制。 　　二、破解医学教育困局 　　1. 创新制度，化解“违法行医”风险 　　缺乏临床实训，如今已不是临床专业硕士的疑难杂症，而是各学制医学教育的常见病。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医学院校教育和行业教育的深层矛盾。 　　1999年5月，我国正式施行《执业医师法》，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医学生在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必须临床工作一年才能够参加国家统一举行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获执业医师资格后才有临床处方权。由于没有处方权，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不可独立处置病人和进行手术，这是导致其临床能力训练难以进行的主要原因。 　　一些医生出于职业责任感，冒着风险带教学生，进行极为有限的临床实践训练。有医生甚至这样说，“因为最后签字的是你，所以责任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不让他上手术台，将来等他上手术台了，救人的刀就可能成为杀人的刀”。这样的两难困境，一直困扰着医生。 　　“5+3”培养体系明确由培训医院组织具有双重身份的“5+3”临床硕士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使得临床技能培训不再承担“违法行医”风险，从而找到了提高我国研究生临床技能水平的根本途径，化解了临床技能训练与执业医师制度之间的矛盾，并通过3年不同科室的轮转将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夯得更实[5]，有助于减轻学生和家长对于“违法行医”的担忧。 　　2.构建模式，缩短医生培养周期 　　由教育部门主管的七年制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方案均已规定了相应的临床实践时间，但毕业后仍然必须接受卫生部门主管的至少2年时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5年本科入学算起，七年制和临床医学硕士总年限分别为9年和10年。 　　“5+3”培养体系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相结合”，将医学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进行有效衔接，推进了七年制和传统临床医学硕士向“5+3”模式的转型[6]，使得医学生用8年时间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师，既达到了培养目标，又节省了时间成本，有助于增强学生和家长对于选择学医的信心。 　　3. 控制规模，回归医学精英教育 　　随着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医学生就业问题凸显。“国家每年培养约60万医学生，据我掌握的一个数字，只有约10万人能穿上‘白大褂’。‘广种薄收’式的医生培养模式该变变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都认为，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培养模式有必要转为“量少质优”[7]。 　　“5+3”培养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建立健全，并在实践过程中建立了医教协同机制，为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深度合作并建立医学人才培养宏观调控机制提供了重要保障。即按照卫生行业需求确立医学招生规模，供需匹配，使得医学教育回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