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及其限制.doc

第八章 客觀性及其限制 Ⅰ 儘管卡爾具有相對主義的傾向，但是，他並不認為所有人們有關過去的觀點都同樣是正確的。他說：「我們不能因為一座山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會呈現各種不同的面貌，就推論說，這一座山實際上不是根本就沒有面貌可言，就是具有無限多種的面貌。」卡爾很趨近英國的經驗論傳統，他們都反對以下這一觀點，亦即，認定「歷史事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詮釋」。卡爾認為真正的危險在於那些「踐踏事實的過度詮釋」----例如由極端的蘇維埃份子與反蘇維埃人士對於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做出的解釋。卡爾對於歷史研究和歷史詮釋兩者都給予同等的注重，他說： 歷史學家一開始只是掌握到一些一時之間擇取的事實，並且，只是依照 這些被擇取----不論是別人擇取的，或是他自己擇取的----事實，做出 一種暫時性的詮釋。可是，隨著他持續地研究下去，那種暫時性的詮釋， 和他對事實的選擇和安排，透過那種交互作用〔譯按：指現在與過去之 間的對話〕，便會發生一些微妙而或許大半不為人察知的變化。 他總結道，因此，「歷史乃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一種永無止境的對話。」1 這麼一來便把卡爾帶到另一個關鍵點上了。我們可以這麼說：一位客觀的歷史學家並不能只是找出事實就得了。那只不過是一種戀古癖（antiquarianism），那是一個大事紀編者才會做的事。要成為一個客觀的歷史學家，你必須擁有更開闊的眼光： 當我們說一位歷史學家客觀，我們意指的是兩件事。第一，我們意指， 他有能力可以超越他自己身處的社會情境、歷史情境所加諸他的視野侷限……。第二，我們意指，他有能力可以一如他以一種更深邃、更長遠 的眼光看待過去，那般地去設想未來，而這不是那些見解完全受限於他 們自己切身處境的歷史學家所能辦得到的。 一如蘭克，卡爾相信歷史學家是有別於大事紀的，因為歷史學試圖了解個別的歷史事實是如何地相互匯通。然而，不像蘭克的是，他認為所有的歷史學因此都是目的論的（teleological），或是換句話說，用更為當代的語彙來說，他認為只有後設敘事的（metanarrative）歷史學才是真正的歷史學。歷史學家不是經由某種歷史以外的道德或宗教的標準、或藉由迴避任何較為廣泛的通論，並耽溺於平鋪直敘事實，來建立其客觀性。而是透過當下正在從過去行經現在而走向未來的歷史本身之內部，探求一種更為廣闊的意涵，來建立其客觀性。2 在他的書中，卡爾囑咐他的讀者，「研究你要研究的事實之前，先研究歷史學家〔譯按：特指撰寫該事實的歷史學家〕。」讓我們依照他的勸告，在我們對他的歷史學觀點進行批判前，先研究他本人。全名愛得華?哈雷特?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的他出生於1892年。就在他逝世前不久，大約九十年之後，他寫道：「我必定是出生在自信、樂觀偉大的維多利亞王朝落日餘暉（而非盛時光芒）照耀的年代，而依然還在從事著述的少數學者之一。而且，對我而言，即便到今日，要我想像一個持續不斷、而又無可挽回地走向沒落的世界，還是很難的。」3這只是一種點到為止的表白。卡爾相信大寫開頭的進步（Progress）〔譯按：意指相信人類的歷史整體而言是進步的〕，在經歷一段半是任職外交部（在其中，他是1930年代姑息政策的支持者），半是任職學術界（在亞伯利斯推斯（Aberystwyth）教授國際關係）的職業生涯之後，他搬到了倫敦，並且於二次大戰期間成為《泰晤士報》的一名主筆。在此期間，他對於英國的盟邦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之同情，以及他轉而信仰計畫經濟，認為這是走向未來的正途，導致他被人們認定為「莫斯科紅場的紅色教授」（“the Red Professor of Printing House Square”）。大戰之後，他搬到劍橋，並且立即著手撰寫《蘇聯史》。這部書在此後數十年間出版，一共不下十四巨冊，內容始於1917年，終至全書的最高潮，1930年代早期，計畫經紀的建立。一如他在晚年面對《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一次訪談中所指出的，他從未喪失對於蘇聯作為人類進步的實例之信仰。他那部大部頭的歷史著作就反映了這一信仰。誠如卡爾所說的，他的目的「不是要撰寫那場革命〔譯按：指1917年共產革命〕中的諸多事件之歷史……而是要寫從那場革命中浮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之歷史。」他寫道，這部書所提供的，「不是有關這一時期的各個事件之詳盡記錄，而是對於那些形塑出歷史發展主軸的事件的一項分析。」因此，舉例而言，他即詳盡地說明了「雖然立即的效果看似很小，但是卻在日後的革命中扮演一種關鍵性地位的，1917年之前發生的一些事件和爭議。」4相對之下，他三卷本的《布爾什維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一書便漠視這場革命本身，漠視反列寧和反布爾什維克活動的失敗，漠視內戰期間的軍事衝突，漠視由列寧的秘密警察切卡（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