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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社会道德关系管窥 文/李道东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读一读下面这篇引人深思的文字：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过 马 ，红灯不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了下来， 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 老人回答说： “也许，我们身后的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 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这个回答， 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在我们国家，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 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 “忘 了”规则；其次，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 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 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 交通的状况是我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据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 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帮忙 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是 “有毛病”！正如在一个遍地垃 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 “不正常”的环境下，要 坚持与 “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 “扔垃圾” 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 在一些西方国家， “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 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在，宗教修行只属自愿）。前一方面是说， 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 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 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 “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 （对 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 “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 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 “人心惟危”的状 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 这种被国人视为 “正常”的理智有三个特点：只从眼前或短期算计出发，所以不 考虑看不见的东西；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 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 随时在卷入的道德 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和良知、公正或正 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一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人所称的“上帝”或“帝”、 周人所称的 “天帝”或 “天”、历代所称的 “天道”或 “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地选择。但是，如果 考虑到先贤相信 “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 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 “天理”对 “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 “无法” 与 “无关”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 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 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 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 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 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 力量，除了信仰。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 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摘自《北方新报》1月3 日何光沪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教授 上面这篇文字是一位非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学专家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来审视并阐明我 们的社会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诚然，宗教信仰已经远离中国主流社会多年了，长期以来， 国人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有神、无神之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