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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蓝领的创业史 　　一个蓝领的创业史 　　文/雷晓宇 　　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如果没有高学历，但是肯吃苦，想过上好日子，几乎就只剩街头创业这一条路了。不过，这条路太难，北京又太大。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别人管他叫“66号”。他是一家足疗店的技师，只有别人这么叫他的时候，他才有钱赚。 　　在足疗店，男客人愿意点女技师，女客人也愿意点女技师。一个女技师要是拼命干，每天能服务8个客人。66号每天只能服务4个客人，每个客人提成30块，1个月下来，包吃包住，净赚3000多块。 　　66号住在足疗店的休息室里，吃老板外包的伙食。没事的话，他一整天都不会出门。早上9点到晚上12点上班，12点到凌晨4点值班。这中间，所有技师都在休息室里候场，有客人来就工作，没客人来也不能走。 　　日子很无聊，但66号并没有抱怨。他经历过起落，懂得要珍惜每一份盒饭。他来北京10年了，不是一点见识没有。他做过送货司机、烤串摊主、服装摊主，就在几个月前，他的梦想几乎只差一步之遥就能实现。虽然最后落了空，但他跟旁边这位穿红色凤仙装的女技师是不同的。尽管都在往客人的脚上涂抹足浴盐，但他是男人，才30岁，还有时间，只要一有机会，他没准还是能够过上一度以为马上就能过上的日子。 　　对这么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地人而言，在北京可以选择的职业太少了。但66号的运气不错，又有心，他认识了一个东北哥们儿，开始跟着做烤串生意。学了技术，懂了门路，又有了些关系，他很快开始自立门户，在西三环的马路边上开了自己的烧烤摊。 　　“真的，做烧烤太赚钱了，我是熟门熟路。”他说，“你等会儿，我把水倒了，回来给你细细讲。” 　　看66号干活的样子，算挺麻利的。他长得也体面，高个子、方脸、大眼睛，口齿伶俐，略微有点儿山东口音，但肯定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烤串有多能赚钱？只要位置好，夏天的时候，最多一天净赚3000多块。就紧着夏天那几个月干，挣上十几二十万，冬天就啥也不用干了。” 　　“做烤串最重要的是要找个好地方，认识周边的人，有关系。要没关系，天天有人来找你麻烦，一下说你肉有问题，一下说你没烤熟，反正不付钱，烦死你。” 　　2012年夏天，66号辛辛苦苦攒了些钱，打算鸟枪换炮，在烧烤摊旁边盘下个店面。他傻里傻气地在西三环边上找了家门面儿，200平方米，以前是拉面店，装修风格特别适合做快餐。他一问，光租金一年就160万。这时候，66号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掂量掂量，知道要想安家乐业，在北京是不可能的。 　　到了年底，66号回了趟老家。他是地道的山东农村人，家里6亩地，种麦子和玉米。粮食打下来卖给国家，一年下来收入15000块钱，养家糊口是够了，但要过得更好就没可能了。“我的梦想就是回老家，我不喜欢北京。要在老家县城有栋大房子，最好是300平方米的复式，再开上一辆SUV，我就很满足了。” 　　66号去了县城。他的钱不够买复式，但买间100平方米的商品房是够了，剩下来的钱还能让他动脑筋谋个生计。打工七八年，又是从北京回来的，他已经不想小打小闹了，要干就干大的。他在县城最好的路段盘下了最好的店面，租金不贵，一年6万。他又拿出40万搞装修，光包厢就有10间。至于请人，更是省不了的花费，两个厨师、一个配菜的、两个打杂的、再加5个服务员，一个月光人事成本就有1万多。 　　那时，66号俨然已经是个衣锦还乡的老板了。他的生意很体面，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苍蝇馆子，是专门挣公家钱的高级餐厅，进进出出都是县城的头面人物。他方方面面都要打点，自然也得装装门面，那么买车的钱是省不下来的。不过，好在一切进展顺利。餐厅生意很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就能有五六万的进账，这样算下来，一年多就能收回成本。他有车、有房，还有地，只要能收回本钱，就算站稳了脚跟，之前那么多年在北京的苦就算没白吃，老婆就不用再离乡背井地打工，孩子也不用小小年纪就做留守儿童。这一年年底的时候，股票在跌，外企在裁员，公务员在缩编，但66号眼看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很有奔头。 　　现在，我想不出来破产的那一天66号在想什么。他一样一样地做，捏脚，捶背，兑开水，告诉客人要多吃水果去内火。他很体贴地问：“喜欢用磨砂膏还是精油？精油贵10块钱，但也不是很值，要不您还是用磨砂膏吧。”他按住脚凳，说：“忍着，不要动，你的颈椎不这么按就不会好。” 　　他仍然保持着蓝领的工作道德，做力所能及之事，尊重事实，并不矫情。 　　年初的时候，政府开始反腐倡廉，反对铺张浪费。从春节后开始，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一天不如一天。以前一天净赚两三千，现在一天净赔两三千。硬撑了几个月，很快就捉襟见肘。但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想着会有转机。他用最后一笔钱买了几张台球桌，换下包厢里的餐桌，打算把餐厅改成棋牌室。 　　一个月之后，他开始交不出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