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学说的比较简易版.DOC

儒法學說的異同(簡易版) 先秦時代，諸子百家學說盛行，而以儒、墨、道、法四家為要。儒家起源極早，盛行於春秋時代，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至於法家則有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一直到韓非出現以後，更能集合各家的學說，使法家成為一大學派了，所以法家的學說，可以韓非為代表。由於韓非為荀卿的弟子，其思想頗受荀卿影響，故法家與儒家的思想，亦有相通之處。不過儒家重仁愛，法家主刑罰，性質不同，故儒、法思想亦有很多不同之處。茲比較之如下： 第一、儒家孔子以「仁」為天下倫理之總綱，重視仁愛，重視人與人間的和睦共處。孟子則除了「仁」外，兼及「義」而不講利，故儒家重視人倫，重視孝道和愛心，仁心。法家則不講人情，不講仁愛，不重人倫，只重功利，故父母子女間並無親情之存在。 第二、儒家既重視「仁」，故孟子認為人人皆有善心，人「性本善」，他認為人皆生而有「仁、義、禮、智」的本性，人皆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有這四種善良的本性，便會不忍心見到別人受害。不過，有些人因受到物慾蒙蔽，或受到環境的引誘而為惡，這並非其本性之不善所致。荀子則以為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故教人要學為善，必須「隆禮」以矯正人類的劣根性。法家韓非亦本荀子「性惡」之論，以為人與人的相處，是「唯利是從」的，彼此並無愛之可言，甚至是父母對於子女也不能例外。可見儒家講「人倫道德」，重「忠信孝梯」；法家則不談倫理，不談孝梯忠信。 第三在政治方面，儒家孔子提倡「德治」，認為一個國家若不講道德教化，而僅以強權和暴力來統治人民，國家是不會長治久安的。孟子則主張「行仁政」，他認為君主若能施行仁政，便能輕易治理天下，所以他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至於荀子，亦重視「禮」，以為「禮」足以正身，足以救國，足以成事。荀子為使人守禮，便須重「法」，若人皆守禮守法，便可以成為仁義的聖人、賢人，國家必能太平。故荀子以禮為本，以法治為輔。法家則不講人情，以為人與人間相處，只是自私自利的，故法家只重「法」，若人不能守法，則需用「刑」。因而法家主張以法治為本，而以權勢術數為用，並實施重刑政策，反對儒家之「重德」、「隆禮」的主張。 第四、儒家著重「賢人統治」，並「託古改制」，稱譽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等先王，故孟子主張要「法先王」。荀子雖主張「法後王」，他並非認為先王之不可取，只不過是以為上古制度文物已不可考，不及後王制度的粲然可考。荀子仍主張要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亦重賢人政治。到了法家韓非則擴充「法後王」的理論，反對效法古代之政策。他認為法律制度是社會的產物，所以當社會有變，法律制度便必須隨之而改變，否則便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他認為儒家的「法先王」、「法後王」皆不可法，亦反對儒家之崇尚賢人之統治。 第五、儒家重視人民，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把人民的地位列在最上，而把君主的地位列在最下。他強調人民的重要，故須「為民制產」，認為政治興衰，政權轉移，都以民意為準。相反，法家則以君主為重，人民必須受其統治，凡不服從者，皆以嚴刑對付。法家反對儒家愛民的主張，認為只有用嚴刑峻法，才可以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為非，以擾亂社會，以破壞君主的統治。故儒家孟子重民主精神，法家則重君主專制之政體。 第六、在「天命論」方面，儒家孔子認為天是命運的主宰，是不可究詰的主張，人民對天應該「存而不論」，應只重人事即可，不過孔子有時也論及「義理之天」。孟子則以天為主宰，又以為是「義理之天」，所以他說「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盡心知性，所以知天。」《孟子盡心》荀子認為天是「自然的天」，不必究詰，因此必須注意人治。法家韓非，則反對天命鬼神迷信，他認為如果統治者做甚麼事情都要選擇良辰吉日，事奉鬼神，迷信卜筮，熱衷於祭祀活動，國家必趨於滅亡。 法家之學，是一純粹的政治學，法家之書，也就是一種純粹政治學的寶典。自法家學說興起後，漸取得與儒家對抗的地位，對儒家學說有相當的影響，並與儒道之學合參，而成為中國學術上的伏流。 有言韓非乃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此說當否？試就其學說加以評述。 韓非是韓國的公子，他吸收了儒家荀子的「性惡論」，承繼了春秋以來法家的刑名學說，以慎到的「勢」為體，以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為用。而他主張的「術」，又明顯是蛻變自老子的「無為」、「守柔」之道。故此，韓非思想是集諸家大成的完整系統，是法家理論的成熟階段。 韓非師承於荀子，在性惡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人性全惡的看法。韓非本荀子「性惡」之論，以為人與人的相處，是「唯利是從」的，彼此並無愛之可言，甚至是父母對於子女也不能例外。荀子為使人守禮，便須重「法」，因而韓非認為民性頑劣，不能教化，主張統治者必須「貴法治，賤仁德」，故法家論政，只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以權勢術數為用，並實施重刑政策。他的學說便是指引君主，如何使用法術和權勢來統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