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卡特尔宽恕政策-江西财经大学.DOC

“坦白从宽”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 ——中国的宽大政策研究 黄坤 张昕竹 一、引言 经营者之间签订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在《反垄断法》实施前，这些垄断协议一般是由行业协会组织签订的或由几家本行业的龙头企业牵头通过召开峰会的形式达成的，如2001年的彩电价格联盟。由于这些垄断协议一般较为公开，侦破的难度不大。随着《反垄断法》的实施，可以预期中国的垄断协议将逐渐隐性化，如最近发生的“中航信案”就涉嫌通过修改运价系统的计价公式来达成垄断协议，这使得侦破垄断协议的难度大大增加。为了规制秘密垄断协议，各国纷纷效仿美国制定了宽大政策，从内部瓦解垄断协议，均收到良好的效果。中国也于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中引入宽大政策，但目前中国的宽大政策还存在许多不足，无法应对日益隐蔽的垄断协议。因此，完善中国的宽大政策势在必行。 宽大政策并不是新鲜的事物，它只不过是“坦白从宽”原则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目前国外学者对宽大政策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国内学者还停留在介绍国外宽大政策阶段。金美蓉（2008a，2008b）介绍了核心卡特尔参与者申请宽大的时间和获得宽大的必要条件。张晨颖（2008）介绍了卡特尔宽大制度的原理。他们很少或基本没有触及中国的宽大政策问题。大部分学者（林平，马克斌，2006；王晓晔，2008；游钰，2008；娄丙录，2009；金美蓉，2009）在介绍起源于美国1978年10月美国制定了宽大政策1993年美国《公司宽大政策》。，但这是换取更大程度上的正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从消费者和公民的利益角度看，侦破和制裁秘密卡特尔比处罚那些帮助委员会侦查和禁止这些行为的经营者更重要。”，而且通过自首者提供的信息，执法机关可以侦破更多的案件。此外，由于自首者提供了重要的甚至关键的破案信息，所以给予自首者一定的宽大是符合社会道德观念和法律精神的。 在经济学上，由于垄断协议的隐蔽性强，侦破成本较高，而侦破垄断协议的收益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在侦破之前涉案经营者的数量、涉案的罚金和垄断协议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都无法确定。宽大政策通过为垄断协议成员营造一个囚徒困境，可以从内部瓦解垄断协议，大大降低执法成本，因为侦破卡特尔的信息由宽大政策的申请者提供，执法机构可以降低证据搜集成本。由于宽大政策给予自首者一定的宽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执法收益，但由于更多的案件被侦破，总的执法收益一般会提高。另外，宽大政策还可以迅速侦破垄断协议，从而提高执法效率。 宽大政策因国家和地区而已，但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适用范围。宽恕政策一般只适用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特别是卡特尔行为，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有损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则不适用，因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隐蔽性较强，难以查处或查处的成本太高。 （2）执行主体。对于宽大政策的执行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刑事追诉机关，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等国，因为这些国家的宽大政策主要对刑事制裁有效；二是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以欧盟为代表，因为这些国家的宽大政策主要针对行政罚款。 （3）宽大资格。通常只有参与垄断协议的经营者才能向反垄断机构申请宽大，但并不是所有垄断协议参与者都能获得宽大。一般来说，胁迫他人参与垄断协议的当事方和某个独立管辖区域（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垄断协议的唯一受益者不能获得宽大。至于垄断协议的领导者或发起者，美国和法国等明确规定它们不能获得宽大，而欧盟、德国和英国则规定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部分宽大。 （4）宽大条件。这方面，各国的差异较大，但一般都要求申请者：提供的信息能启动一项调查，或有助于深入某项调查；及时有效地停止违法行为；全面、积极地配合执法机构。 （5）宽大方式。实施宽大政策的国家按宽大方式可分为3类：免除刑事诉讼，以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为代表；免除刑事诉讼和减免行政罚款，以日本为代表；减免行政罚款，大部分国家属于此类。 （6）宽大程序。在这方面，因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差异较大。 总的来说，宽大政策是当前侦破卡特尔行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它通过鼓励卡特尔内部成员自首，从内部瓦解卡特尔，既提高了执法效率和效果，又节约了执法资源。 三、美国和欧盟的经验 （一）美国的宽大政策 1978年10月制定了第一个公司宽大政策，由于缺乏透明度和确定性，到1993年宽大政策修订之前的14年间，只有17家企业提出宽大申请，其中10家企业获得宽大 为了提高宽大政策的确定性和透明度，1993年美国《公司宽大政策》1994年《个人宽大政策》司法部长，并陈述该申请应该被宽大的理由。副助理对该申请复审后，将其提交给司法部长助理（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以下简称助理）作最后决定。如果助理认为申请者初步符合宽大的条件，反托拉斯局会寄给申请者条件宽大函，表明宽大申请通过审查，如果在调查结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