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的“君臣”之道.docVIP

管理中的“君臣”之道 臣权君授 资本在决策和管理中毫无疑问是最具话语权的，但代表资本的人资本家也好，老板也好，作为个体的人或许千差万别，但多疑是基乎所有老板们的基本特点，所以这就给老板各层次关系的嫡系们很大的生存空间，因为几乎所有的老板都会认为嫡系们才真正是他利益坚定的拥护者，这就使得高层管理者与老板关系微妙，有了君臣之道与君臣之术。 臣看似有权，但均有君授，可以时而在万人之上，但随时就会万人之下，这就是几乎所有的高层职业经理人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刘邦担心刘氏江山易主，于是就大封同性王，认为这样就可以千秋万万代了，其不然造就七国之乱，晁错的削藩无疑是为了巩固中央政权，以利于政令畅通，上下一体。首反的就是景帝的堂叔吴王刘濞，而为此牺牲的就是职业经理人晁错。“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景帝批了一个“可”字。 从晁错身上，很能知道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头天还牛气冲天，第二天就人头落地，这样典故让不寒而栗。 “八王之乱”是西晋最高决策内部，围绕所有权争夺而展开一场大内战，皇族骨肉之间的惨杀也是前所未有的，每一王的战败，都要累及其家族及其党羽的家族，再加上受连无辜的百姓，死伤人数无法计算，仅306年一年，在晋朝宁州一地死亡人数就以十万计。 “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开始到306年结束，历时长达十六年之久，战场从洛阳扩展到关中以及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使晋日趋灭亡。中国社会开始陷入了300余年战乱和分裂的劫难中。 君臣有猜 几乎所有的大臣都知道分封后必然各自为政，但谁也不敢提，因为韩信、彭越的开国勋臣兔死狗烹的下场让他们触目惊心，大家都知道吴王刘鼻等皇亲国戚已经作大作强，必然危机社稷，但没人敢说，就连晁错父亲都知道侵害削弱诸侯力量，疏远人家骨肉，人们怨恨你，何必这样做呢（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唯有晁错自以为是肝胆为国“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就可以揭破皇帝的新衣，不想还是逃脱不了不误时务的职业经理人的下场，他不明白皇亲国戚再捣蛋也会不至于死的太难看，帝王家庭内争毕竟要顾及脸面，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腰斩于市”。晁错父亲看得很明白“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 既然皇亲国戚未必是帝王利益的维护者，那么老板为什么又不敢过于倚重职业高管呢？因为职业经理人深知帝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极其缺乏安全感，为此不是左右寻缘谁不得罪，来个和事佬，其结果造成国家机会成本大增，贻国误民；还有就是干脆皇帝轮流作，今年到我家，成了曹操、赵匡胤式的“窃国大盗”，因为鸡头的安全系数远远高于凤尾，所以他们宁为鸡头而不为凤尾。 这就成了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发展的宿命，既要相互利用又要相互提防，看透不说透。 于是大臣们自保的最好办法就是因循守旧，不要有过高的成就，以免，帝王们一面希望臣工们有所作为，有担心功高震主，这些经理们做大做强，于是有所作为又无大作为，对于双方都是安全的。 帝王信任嫡系也不无道理，因为国破家亡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征服者对亡国的君主和皇族基本是斩尽杀绝，以免后患，但对于大臣们却往往另眼相待，因为大臣们深怀治国之术，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管理和经营者，职业经理人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哪怕是家族式的管理。 对于臣工们而言，在那里打工都是干活，在那里打工都是为了薪水，所以国亡与否，他们的风险是最小的，他们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道德，但他们也明白道德的最高解释权在庙堂之上，所以这些事情往往可以自圆其说。 所以清亡明后，大部分的明臣很快又戴上了清朝的乌纱，穿上了“禽兽”官服（文官着禽鸟图案，武官朝服则绣兽）。 君臣一体 现代企业制度和相应的法律立法，为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改变了原来只有国企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多体制企业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同业间的竞争，使得经理人如鱼得水，可以海阔天空地寻找自己中意的梧桐。 经理人明白只有锤炼自己才能天高云阔，只要有青山不怕没柴烧，于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样就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危机——职业道德风险。 经理人由于不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同业间相互挖墙脚，使他们面临多样的选择，这为他们道德沦落提供了空间，于是跳槽频繁，贩卖商业机密等时常出现。 现代的企业管理最大的创新就是管理层持股，这样使得君臣利益的一体化，使经营者有了相对的话语权，但并不能改变资本为王的本质。三权分立（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又进一步柔化了决策者个人的恣意妄为，使股东们的利益与经营者利益的都得到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为臣有术 虽然对职员们表现出来的能力和职业素养深感不满，他们的绩效与他们的岗位要求可谓相去甚远，但作为高层管理，还必须学会抚慰和勉励，比如在放假前还写上一些褒奖之语，诸如： 本是温馨浪漫的假日，却因工作不得不继续鏖战在办公室，大家为此作出的牺牲和付出，特别是诸位与机构同舟共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