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文学人类学会议.pptVIP

神圣与世俗的中介 ——《春秋》“宗庙”记载意义新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谭佳 “传统”的脉络 (远古社会)——先秦 ↓ 武帝建元5年(前132年)春,始置五经博士。经学意识形态牢固建立 ↓ 1905年，废除科举制。1912年，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它们不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至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第一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古史辨派从学理上解构了经书的神圣性。 ↓ 1949年代，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 1980年代，西学再次涌进，“主义”热潮 ↓ 1990年代以后，反思现代性 关于“经典” 认定“经典”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认定一种稳定的秩序，即认同一套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文化权力关系。大凡在社会思潮和文化秩序发生变动的时期，“经典”背后的“秩序”也常在被改写之中。如何看待和阐释“经典”，在不同社会时期与不同的知识资源面前会呈现出不同范式与意义。 从文化史的源头看，“经典”的本义与先验性的神圣信仰相关。古今中外最早的经典无不都是具有宗教神圣性的文本。如何利用、改造、诠释这些最初的“神权因素”，是每个时代都在做的文化工作。比如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等后现代神话主义者，将神话的经典和神圣作为纠偏现代性的有效诉求和途径。 关于“历史” “历”： 从发生学看，历法之官是史官的前身。“历”的繁体作“歷”或“曆”，“歷”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型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说文解字》释为：“历，过也，传也。”表达出人在空间上的活动。上古人类对时间与空间的判断是通过太阳星辰的运行规律，以及自然生物，尤其鸟、熊、蛙、花等具有明显季节性变化规律的动植物来进行，在相互参照中逐渐形成了历法，引申出“曆”，下部“日”字是太阳，表示人的对时间的把握与判断。 “史”之性质至少可以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 “史”原来是神职，是沟通人神之间的一种职位。古代常以“祝史”、“卜史”、“巫史”等连称，“史的神职性质一直到春秋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们要对神负责，要作忠实的记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第二阶段 东周以后“巫”、“史”渐离，王官之学逐渐解体、私学兴起，私人著史和阐释官书成为可能，例如“《春秋》三传”问世、司马迁作《史记》。尤其战国以后“史”的含义已经有所变换。所以《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个“史”明显指史事的记载。东汉明帝以后，修史撰史遂成为国家政事要职之一，历代官方编撰的“二十四史”的陆续形成。在魏晋以后，《五代史志》的《经籍志》创立史部著录，这是后世广泛使用“史”字指称一切史事记载的标志。 第三阶段 晚清开始，受西方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及学科建制的影响，逐渐成型了现代“历史”观念。梁启超曾认为“先秦无史学”，其实他是将“史”的不同性质笼统而谈，忽略了传统文化自身脉搏所在，用西方史学观念来套用所导致的偏见，反证了“史”在先秦的神权特性。 “叙事” 从先秦文化来看，周代的文献记载明显说明“叙”、“事”以及“叙事”都绝非今日言语意义中的“记事”或“叙述”之意，它们具有特定的神圣内涵。“叙事”在宗周文献中特指天子、大臣、诸侯周围的奏事与论事，重视秩序、强调等级和礼制。这些“秩序”和“等级礼制”的依据就来源于史史官对时空秩序的确认，属于史官的特殊职能。 “叙”《说文解字》中是“次第”之意，段注“古或假序为之”，“次第”就是“序”，有明显的等级秩序含义。《周礼》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中，“叙官”皆被列为首项，其职皆是“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可见，“叙”是以史官划分四方方位，以空间秩序作为人间法则的依据。 “事”在《说文解字》中与“史”同部，王国维已考证殷商是无“事”字，故以“史”为“事”。（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一册），第270页。） “叙”、“事”二字连用，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冯相氏》：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辩四时之叙。 材料中的“叙事”是辨认天文历法之意。史官辨认四季之序，方可“掌叙事之法，受讷访，以诏王听治”（《周礼·春官?内史》）。史官对空间和时间的确定，对“天”之规律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