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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语境下的“创先争优活动”开展 摘要：“创先争优活动”作为巩固科学发展观成果的一项重要活动，对于奠定“十二五”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双重内涵。从第一个层面讲，创先争优活动将对“十二五”“改革之年”之政治改革具有引导、铺垫的作用；从第二个层面讲，创先争优活动直接体现于奠定执政党公权力合法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而言，在新时期公共管理语境下，创先争优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现实演绎，对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和创新执政党公共管理理论，实现政治改革具有深层次价值内涵。 关键词：创先争优 公共管理 政治改革 一、解读“创先争优活动”的几个维度与现实考量 “创先争优活动”是我国“十一五”、“十二五”交替之际提出的一项以机关、事业单位为主要活动对象（也涵盖如国有企业等一些准公共品供给单位），旨在通过公权力部门改善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率，优化服务质量以巩固科学发展观阶段性成果的以政府雇员为主体的“争创”活动。 它是我国在巩固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应然性与必然性，也即是说，其提出既具有政府主观作为的应然性特征，同时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既是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实践性诠释，又是新时期发扬、发展党的执政理论的现实演绎。其实质是新时期对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及实现路径的一种现实考量。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主观与客观维度 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具体执行机构，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及制衡，作为权利行使主体的政府会主观倾向于扩张自己权力边界，相应的，民众权力边界会自动收缩，但政府在权力边界的扩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往往会使民众处于客观弱势地位，其结果不但使政府内外交易成本的增加，及公信力的削弱，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1]。而“创先争优活动”既是基于行政主体对自身公权力运行中主观随意性增加及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的某种程度上的反思，又是夯实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所以在政府雇员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带有明显的“公共性”和行政行为特征，即通过政府作为模式的优化体现行政主体强烈的主观责任意识，通过对公权力的合理、科学使用体现对公权力民众主体意识的一种客观回归，其实施自然也就体现了新时期公共管理语境下执政理念的一种带有实践层面的开拓性探索。 （二）、历史与现实维度 “创先争优活动”作为党内的一种活动已经开展多年，但是更多的是体现于一种务虚性质，而这次却是真正意义上把它与行政行为，甚至于借鉴西方式公务员考核相结合起来，真正意义上从实现了从“务虚”向“务实”的历史性过渡。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管理制度却相对滞后，干群关系与劳资关系成为社会两大矛盾焦点，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缓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稳定，共建和谐社会事关发展大计，国家兴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实现“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其中政治改革更是重中之重。而在这个时候在全国公权力部门开展这么广泛性的“创先争优活动”体现出了很明显的政治改革意蕴。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创先争优活动是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在公权力部门的实践性诠释，是基于我国科学发展进程中现实需要的一种主动作为，它是以发展为依托的实践创新，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针对性。首先，其实施直指公权力部门政府雇员；其次，其实施带有普遍性与制度化、常态化倾向，而不是简单的政治运动；再次，其最终价值指向为稳定发展环境与夯实执政基础。所以，“创先争优活动”既是历史的继承，又具备现实的开拓性。 二、“创先争优活动”体现了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 “创先争优活动”作为新时期政府主导实施的一项“争创”的活动，从实施主体的角度讲，带有明显的公权力性征；从实施对象看，带有显著的公民“主体”意识倾向；从实施内容角度讲，带有明显的行政管理公共化倾向。总体上而言，“创先争优活动”带有强烈的公共管理语境特色下的政府行政行为，从本质上讲，其实施体现的是新时期公共管理语境下的内在要求，是公民社会进程中的公共管理必然趋势。 目前，对公共管理的内涵，以及公共管理时代的来临都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比如，陈庆云认为：“所谓公共管理是指那些(追求) 不以赢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2]布赖顿·米勒认为，公共管理本身就是研究基于实践经验的方法和管理技术。[3]P27一个强调了公共管理在实现利益分配层面的客观公正性，一个强调了公共管理实践社会公平是的工具性。我觉得这两个定义都存在一定缺陷：一是他们忽略了公共管理实践前提必须以公民社会作为其必然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