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模式的理论建构：以西方为背景的考察.docVIP

政党模式的理论建构：以西方为背景的考察 摘要：本文在借鉴卡茨和梅尔的政党模式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政党在选举竞争中的特征以及政党组织体系内部特征等三个维度，对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模式嬗变进行考察和分析，从而揭示政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涵。　　关键词：政党模式;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　　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并伴随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同样，现代政党产生之后会继续伴随人类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Friedrich)指出的那样，“政党发展比政治生活中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更有动力;没有终点，没有终极模式……更确切地说，那是朝着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的持续变迁，永远也不会回到起点”[1]。这表明发展变化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从整体观之，政党的发展变化并非毫无规律，而是随着其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旨在以西方政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背景，探析政党模式嬗变的规律。　　政党模式的建构：卡茨和梅尔的理论框架　　　　就政党模式的理论建构而言，西方学术界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迪韦尔热(Maurice?Duverger)将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信徒型政党;[2]纽曼(Sigmund?Neumann)将政党分为个人代表型政党和大众整合型政党;[3]基希海默(Otto?Kirchheimer)提出了全民型政党(catch\|all?party);[4]赖特(William?E.Wright)将政党分为政党民主模式和理性—效率模式;[5]布隆代尔(Jean?Blondel)将政党分为代表型政党和动员型政党;[6]帕里比昂科(Angelo?Panebianco)将政党分为大众—官僚型政党和选举—专业型政党;[7]卡茨(Richard?S.Katz)和梅尔(Peter?Mair)提出了卡特尔型政党(cartel?party);[8]霍普金(Jonathan?Hopkin)和帕奥卢奇(Caterina?Paolucci)提出了商业公司型政党;[9]冈瑟(Richard?Gunther)和戴尔蒙德(Larry?Diamond)则在总结众多政党分类的基础上将政党分为五个类型，即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族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以及运动型政党等。[10]　　上述政党类型和模式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些分类已经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这些分类大多以某个单一维度为坐标，导致大量政党模式的产生。例如，迪韦尔热在区分干部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时，其标准主要是政党的组织结构;纽曼在区分个人代表型政党和大众整合型政党时，其关注点主要是政党的功能和特性。虽然迪韦尔热和纽曼的分类不同，但从整体而言，两者所论述的现实范畴基本相同，两种政党模式的建构都是对政党从前现代的议会内政治派别向现代民主社会中以大众政治参与为特征的现代政党的转变所作的理论概括。而基希海默提出的“全民型政党”，其关注的主要是先前的大众整合型政党作为一个整体为适应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分层的变迁而发生的竞选战略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这种基于单维度标准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政党模式理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正如克鲁威尔(A.Krouwel)所言，大量的政党模式的一个后果是“概念和术语的清晰度和精确度比较低，且提出的分类法常常既不相互排斥也不完全穷尽。更有甚者，多数政党模式没有清楚的实证指标来判断哪个政党属于哪个类型或者它们何时转变成另一个类型。于是我们就缺乏有效的方式对不同的政党加以区分，同时对于判定我们观察的政党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那些指标也缺乏共识”[11]。　　同时，这种对政党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模式的针对性研究也必然缺乏对政党模式的历时性考察，不利于我们对政党模式嬗变规律的探索和把握。为了改变这种研究状况，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尝试着对政党模式及其嬗变进行比较全面的、整体性的研究。一方面，在纵向上加强对政党模式及其嬗变的历时性研究，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力图从多个维度出发，运用若干衡量指标建构政党模式。在这两个方面，卡茨和梅尔作出了开创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的社会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和，意识形态和政策纷争弱化。在此背景之下，政党进行利益表达和聚合的功能式微，一些政党的党员人数减少，公众的政党认同下降，各类选举中选民的参选率降低。同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边缘化，新兴政党、小党层出不穷，极左和极右翼政党或组织的力量有所扩张。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