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考.docVIP

“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05，90～99页 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邺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着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 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注：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81页；《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1980年，161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 认为竹林七贤之间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 可能是东晋谢安（注：参见周凤章《“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学术研究》1996年6期；范子烨《“竹林七贤”之名目探1997年2期。）。然而，笔者通过对“199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河南太行山南麓焦作、辉县地区的有关竹林之游遗址──如山阳城遗址、竹林泉、嵇山、禅陵、苏门山等进行了实地考察，为重新解释有关文献提供了地理佐证。），并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推动了竹林七贤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千虑，难免有失。 一 　　关于东晋初史家受“格义”风尚影响附会佛经而创造“竹林七贤”说法如果成立，其必要条件是：此前所译佛经中的“竹林”译名已经普遍存在。那么，史实又是如何呢？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据《大藏经索引》对《大正藏》中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Ve nuvanan”（梵文）Veluvana”（巴利文）翻译情况进行了统计（注：《大1987年。），发现该园林存在着三种 译名：“竹园”、“竹林”或“竹林园”。有的译为“竹园”、有的译为“竹林”，有的则同时译为“竹园”、“竹林”或“竹林园”几种不同名称。为清晰地揭示这一译名演变的规律，将检索结果按东汉至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代分别列表， 表中译名顺序按“竹园”、“竹林”、“竹林园”三个条目排列；“竹园”、“竹林”、“ 竹林园”三译名中有两种以上在同一经典中出现的，均归于“竹林园”条目下；每一条目内 则按该经典在《大正藏》中出现的次序排列：1）由于篇幅关系，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三表　　以上统计结果无法支持“竹林七贤”是东晋史家附会佛教典故而成的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竹林七贤”说形成于东晋初期，而在此之前东汉三国西晋时期佛教译经的21例中 16例，占76%1例，占5%；“竹林园”4例，占19%。释迦牟很简单，“竹园”的译法，符合汉晋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习惯。这时期的贵族园林多以“园”命名，如“沁园”“金谷园 ”等。如果东晋初期的史家以这类佛经附会道家的七贤，应创造出“竹园七贤”更合逻辑。 按史学界通行的规则，对古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事件，如果今人要证其不实，应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可见，尽管东汉三国西晋所译佛经有少数“竹林”译名，但是面对大多数被译为“竹园”的事实，要推翻东晋初期史家的文献记载，显然证据不足。　　其次，自东晋初期“竹林七贤”说流行后，佛经翻译才开始了由“竹园”向“竹林”的缓慢转变（注：表2所列东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竹园”译名逐渐下降，“竹林”译名逐渐上升，“竹林园”的译名也逐渐上升，统计结果详见表3。如何解释这个变典故的广为流传，可能就是影响佛教译名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　　两晋之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佛教格义（注：慧皎：《高僧传》卷4《竺法雅传》，中华书局，1992年，152页。），是以中国的名词概念和学术思想去附 经，而不是相反。况且格义的最重要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存在着可类比的共同性质。因此即使双方出现互动，士人以佛经典故比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也应遵循格义规则，在类似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