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鱼的联想与颠覆.doc

「意識、認同、實踐－2003年女性主義學術研討會」* 美人魚的聯想與顛覆─ 羅萍?摩根的《人魚孩子》 （Robin Morgan’s The Mer-Child） 撰稿者：鄧名韻 服務單位：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 職稱：副教授 E-Mail：gemydeng@saturn.yzu.edu.tw *論文草稿，請勿引用。如有急需，請與作者聯繫！ 美人魚的聯想與顛覆─ 羅萍?摩根的《人魚孩子》 （Robin Morgan’s The Mer-Child） 　　根據克莉斯蒂娃（Kristeva）在〈女人的時代〉中所作的分析，二十世紀晚期女性文學研究循下列的脈絡發展：(1)針對男性經典文學作品進行批判；(2)尋找並建構女性文學傳統；(3)在兩性作家作品中找尋性別差異(187-213)。對照上述女性文學研究所走過的路，女性兒童文學（以下簡稱女兒文學）現象與其間的異同便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因為當70年代以來的學者不斷致力於尋找被歷史消音的女作家時，檯面上的兒童文學卻已有相當多數的女性作家作品。以Jack Zipes所整理的童話發展脈絡為例（1994：17-48），從民間故事演變到後來的仙子故事（Fairy tale），十七世紀晚期以來無論是書寫或口述故事大半都是歐洲上流社會的女人（Zipes，1994：22）。如果把焦點轉到現在的台灣，以幼獅出版，整理十年來台灣兒童文學故事選集為例，選入的六十四個故事，三十九位作家中就有二十七位是女作家（鄧名韻，頁90～91）。似乎兒童文學受到婦女與兒童臍帶關係聯想的影響，歷史上現身發音的女作家並不在少數。 　　然而這些為數不少的女作家並沒有因此便順利地打造了一個足以抗衡男性書寫的女兒文學傳統，在一面倒的父權價值體系下，刻板的人物塑造以及性別的角色、行為、心理，使得兒童文學發展到今天，雖然質與量急速地蓬勃發展，童書市場更是交易熱絡，但仍呈現單一價值的單音現象。彭婉如曾在一次受訪中表示過，大部分女人是被教導成怕反對、不反對的（註1），或是認同傳統父權社會價值，或是借用男性書寫策略，女兒文學很難自成一體，另闢蹊徑。因此，如果要打造女兒文學傳統，尋找真正的女性書寫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奠基工作。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以改寫（re-write）作為主題，探討它不但在童話史中重複受到女性作家使用，更成為今日女兒文學達到顛覆目的的書寫策略，羅萍?摩根（Robin Morgan）的《人魚孩子》（The Mer-Child）也是以改寫為精神，企圖打造新的，拆解刻板性別、種族樊籬的人魚傳統。 　　事實上，改寫在童話文學裡原先並不是一個新鮮名詞。根據韋葦所整理的《世界童話史》，複述、採集、整理、加工或改寫是十九世紀以前由口耳相傳、沒有特定作者的民間童話、過渡到經過作家整理、撰寫而標其姓名的民間童話、然後再出現加工幅度較大，甚至由作家自由創作而成的作家童話或小說童話所大量使用的書寫策略（頁30～80）。例如印度的《五卷書》由婆羅門師爺採集自民間，由5個母故事框起七十八個子故事；阿拉伯語的《卡里萊和笛木乃》經由作家穆格發翻譯、刪改《五卷書》而成文；17世紀末法國作家夏爾?貝洛的《鵝媽媽故事集》則是根據民間童話再重寫的童話集；至於德國的格林兄弟於1812年及1815年出版的《兒童和家庭童話集》更是採集和改寫民間童話的經典作品。 　　在這一段歷史中，採集、翻譯過程中的複製（duplicating）與刪修過程中的改寫（revise or re-write）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兩個書寫策略。所謂複製，或是從甲語言譯為乙語言，或是從口述轉錄為文字，甚或從古老的文字轉換成當代的書寫，撰寫者標榜的是複製品對於原文的忠實、準確、毫無誤差地再現，不但讀者可以因相信複製的雷同效果而感到熟悉、安心，原來具有文化產品（cultural product）的動能的文本，也偽裝成宛如凝結了時空的自然物（natural object）般，保留原來的情節、邏輯或價值判斷。換句話說，挪用複製這個書寫策略使得早期這些古典童話（例如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白雪公主〉等）變得像神話一樣（Zipes，1994：7～8），重覆述說著傳統父權價值體系下的意識型態。 　　複製的目的是要保留、再現原文，而改寫顧名思義則是針對原作品進行修改，雖然讀者仍然可以從一些保留下來的語碼中辨識出原文的輪廓，但改寫不可避免地在舊的文本裡添加了新的內容、思想和意識型態。改寫者不僅僅是與原作者展開了一場超越時空的對話，更重要的是取得了發言權，在原作者的思維視野內和在其思路之旁，由另一個主體的解釋和說明展現新的認識。早期的兒童文學，從口述文本到書寫文本，從民間故事到童話文學，多以淨化兒童心靈，道德尺度之所需作為「不得不改寫」的藉口，好像改寫是一個書寫瑕疵，或是對原文的褻瀆一樣。由於改寫違背了忠實、再現等主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