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裘法祖先生《写我自己》节选3--7.doc

裘法祖先生《写我自己》节选 三、同济大学的医学生 1934年夏天，我刚读完大学一年，我的母亲病了，当我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不 能说话了。母亲死了，在离我家不远的基督教教堂里给母亲举行了葬礼。我大哥在钢琴 上弹奏了德国音乐家Handel作的Largo名曲。现在，每次我听到Largo音响，就会想起 我亲爱的母亲。 我们医学生的学制是八年，其中2年预科，5年医科，1年实习。2年预科主要是以 学习德语为主，每天上3个小时的德语课，每周要上18个小时。每个星期六要测试， 基本上都是将中文翻译成德文。同时还要学习物理、化学、生物以及中文。成绩优秀者， 才能从预科结业，升入医科就读。 我们有两个德语老师，第一年是凌翼支老师，第二年是廖馥君老师。凌老师上第一 课时就说，你们20个学生，记不住名字，他就以靠门、靠窗和第几排来称呼我们。他 每次都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门五中”，因为我坐在靠门的第五排中间，所以叫我“门 五中”。 凌老师上课时不讲文法，用一种比较“活”的教授法。在上第一课时就说：德语很 长，可以几个字连在一起，例如火灾保险公司就有30个字母 (Feuerversichemngsgesellschaft)，同学们都吓了。有一次，他要我们翻译Genchmacksache 这个字(个人的趣味)，我们都译成“口味”，他说不对，应该译成“情人眼里出西施”。 凌老师喜欢讲不少他在德国的故事，例如他如何与德国人相骂，如何驾驶摩托车与火车 赛跑等等，因此当时中国留学生给他一个绰号“柏林土地”。据云他获得三个方面的资 助金，很富有。他读过医，也读过工，但都半途而废，没有读完，最后还是回国教德语 了。廖老师则不然，非常严肃，很正规，重视德语文法，我得益于廖老师的教育甚多。 星期六上午在课堂测试德语后有时还带着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去海边郊游，一面 走，一面用德语和我们聊天。廖老师的夫人也是德国人，非常贤惠；抗日战争期间也逃 到四川。据闻，解放后他去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并编写了一本很实用的德语教材。看来， 为人师表十分重要，学生会终生难忘每个老师的人品和学识。 那时同济大学里是没有食堂的，学生吃饭只能到学校外面农民开的小饭店里去订饭 吃。有钱的同学就订12块银元一个月的饭票标准，没钱的同学就订8块银元的标准； 我就是每个月订8块银元的穷学生。 我们学习非常紧张，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有时我们几个同学在周末相约骑单车去 吴淞宝山县吃汤圆，因为那卖汤圆的是一个长头发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叫她汤团 (上海方言)西施。现在我已记不得她的样子了，也不知道她到底漂亮不漂亮。 升入医科后，我和谢毓晋成了知友，与另外3个同学一起住在一间宿舍里，他们是 江圣造、王辨明、过晋源。谢毓晋最大，属牛。我们四个人比他小一岁，属虎。大虎江 圣造，二虎王辨明，三虎过晋源，我最小，是小虎，这就是被人戏称的“1牛4虎”。我 们5个人之间感情很好，大家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亲密如兄弟一样。我们吃在一 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一起学习。我们还组织了一支小球队，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叫“Royal”，译成“老爷”小球队。因为谢毓晋年龄最大，我们都把他当大哥，他说什 么我们就做什么，一直到毕业都是这样子。 解剖学在医学中的学习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需要重复地学习两年的时间。第一 年上解剖课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坐在前面，而我们则坐在他们的后面。第二年上课的 时候，我们就坐在前面，低年级学生坐在我们的后面。 我们第一年的解剖学老师是Waldeyer教授，德国人，有些脾气：据说由于在上尸 体解剖课时辱骂了学生，他走了。第二年的解剖学老师是Hayek教授，奥地利人，为人 很温和。我在德国留学时间，听说他们二人在德国都是名教授。我学习比较刻苦用功， 每天都到图书馆去读书，所以我有个外号叫“图书馆长”。由于重复地学习了两年的解 剖学，加之我的努力，在前期终考的时候，我考得非常好。考我的老师就是Hayek教授； 他说你考得太好了，对不起，我只能给你100分，因为没有101分。所以我的解剖学成 绩是同济人都知道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主要是我一开始就先攻读组织胚胎学，在 这个基础上再攻读系统解剖学，所以我的解剖学根底很扎实。由于那个时候对解剖学很 有兴趣，我曾一度想做解剖学老师。到德国后，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病理学的，但我感 到病理学的尸检和镜检工作枯燥，于是就专修外科了。所以我是从解剖到病理，从病理 到外科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需要着重提出的，攻读医学前期的两年期间，除了上午听解剖和生理、生化课之外， 下午都在进行尸体解剖，用一把刀子、一把镊子解剖人体的各个部分。记得在解剖厅内 有10多个尸体，每个尸体配给四个学生，左侧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