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简论两汉文风的消长轨迹农村研究.doc

帝国时代古典风格的风光好大方和热河后场长传 【内容提要】 两汉四百余年，楚风、北学此消彼长，至汉末渐趋融合。其轨迹为：一、汉初至武帝朝是楚风北袭时期。其时文人以老庄之道为思想依托，以怨愤抒情为主体风格，受楚风楚辞的影响更大些。代表作品有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等楚声歌，贾谊《吊屈原》、刘安《招隐士》等骚体赋。二、武帝朝至东汉顺帝年间是北学南渐、楚风消减时期。其时，儒学独尊，经学昌盛。释经作文皆面向现实、服务时政，经世致用、言志讽谕是当时文人的追求。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散体大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王充《论衡》以及刘向等人的奏疏。三、东汉顺帝年间至汉末建安时期，汉祚日衰，儒学根基开始动摇，诸子之学重新抬头，儒道两家呈合流趋势。文人在沿续经世致用、言志讽谕的同时，重拾怨愤抒情的楚骚传统，进而将二者合炉共铸，冶炼出既能直面人生、言志讽谕，又能慷慨悲歌、直抒胸臆的新文学传统。桓、灵之际的“古诗”，张衡、赵壹、蔡邕的抒情小赋，三曹及建安七子的诗文，便是这一新文学传统的开创之作。 本文所论楚风、北学是指一种传统的文学风范。“楚风”至少包括以下这些文学要素：一、自楚人立国以来，在故楚大地上长期积淀形成的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歌土风。如《楚狂接舆歌》、《孺子歌》及《九歌》、《九辩》的原始曲等；二、春秋以降至于战国，在故楚及楚人扩张的土地上，经部分文人创作的作品，如老子《道德经》、《庄子》、荀子的《赋》和《成相》等；三、战国后期至汉初，在楚国土地上，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文人作品。他们自觉运用或改造楚歌原有形式，大胆创造，进而形成“楚辞体”（或称“骚体”）。“北学”的含义相对明确些，它指的是西周以来在中原大地上长期酝酿发育而成的文学理念和风范。它具有政教合一、学艺交融的特点，而以《诗经》、《尚书》、《春秋》为主要载体。就地域而论，楚风滋生于江淮一带，而北学则根植于黄河流域。春秋以至两汉，奇幻瑰丽的楚文化逐渐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原诸国文化素以博大精深、灿烂悠久见称，这两种文化既相互颉颃，也交融互渗①。如果说，北方黄河流域的文明具有实用理性的品性，那么，楚人所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则有一种非功利的浪漫气质。就文学而论，言志讽谕是中原北学的主旨，《诗经》可作其代表；而怨愤抒情则是南方楚风的特色，《楚辞》即其范例。但这两种文风也非总是独自流行，在两汉有一个相互渗透、此消彼长的过程。此一情节早为研治两汉文学者所注意，但不少论者往往失于偏颇：或突出楚风北袭，认为“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②。过于强调楚风楚辞对两汉文风的影响。或偏重北学南渐，执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据以夸大儒家诗教对两汉文人的拘束。或条分缕析，就某人、某时、某作品，单论《诗》《骚》对汉代诗、赋、文的浸染。因之，楚风、北学在整个汉代的盛衰消长进程尚未得到切实的梳理。本文拟通过对现存汉代诗、赋、文及其背景资料的考察，追寻两汉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的轨迹并重点论析两汉文人对《诗经》、《楚辞》的接受情况。 楚人扩张与楚风北袭 楚风北袭是伴随着楚国领土扩张展开的。楚国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早期立国，至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其间，历代君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吞吴越，并巴蜀，“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③。终由鄂西北荆雎山区“号为子男五十里”的蛮夷小国发展成一个“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楚”④。势力所及，覆盖了整个江淮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军事的征服自然伴着文化的渗透。楚文化对吴越、巴蜀以及湘黔、南岭一带的浸染在晚周时期已基本完成；对北地的影响虽源头很早，却进展缓慢。《礼记?乐记》记述了舜帝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⑤，《左传?成公九年》载称楚囚钟仪“操南音”，《论语?微子》载述了《楚狂接舆歌》，《孟子?离娄》载有《孺子歌》，《古列女传?贞顺篇》载鲁女陶婴所作《黄鹄歌》，《战国策?齐策》载冯谖客孟尝君 时所吟《长铗歌》，《战国策?燕策》载荆轲所吟《易水歌》。这些典型楚歌早因种种机缘得以渡淮入北，但毕竟只是零星片段，尚不足以风靡中原。即便崛起于周季的屈宋“骚体”，也只是一个局限于南国楚地的地域文学现象，仍未能大肆北袭。相形而言，《诗》所代表的北学早已浸淫中原地区。延及春秋战国时期，引《诗》证事、赋《诗》言志仍非常普遍。《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载述了大量的用《诗》实例。孔子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可以说，从周初到周季，《诗》所代表的北学风习弥漫北国大地，未给楚风流行让出空间。楚风真正北袭，要待楚人灭秦、刘汉立国以后。 秦灭六国，楚国最怨。楚亡不久，楚南公就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秦统一没多久，公元前209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